美俄高层接连访华之后，中国经济下一步将如何走？

这一问题恰好和当前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背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命题形成了呼应。从外部视角看，庞大的贸易顺差往往会成为一些国家炒作“中国不公平竞争”“中国挤占全球市场”的借口，甚至成为推动对华贸易保护、科技脱钩的理由。

而从内部视角来看，巨额贸易顺差背后，也藏着中国经济转型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如何把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优势转化为对全球资源配置、国内消费升级的支撑，如何在继续稳定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世界更多分享中国市场红利。

在这样的节点讨论中国经济下一步，本质上就是要在“大国规模”的贸易优势下，找到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新平衡点。对此，观察者网连线世界经济专家张燕生，请他系统性讨论中国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背后的发展逻辑与未来方向，拆解当前中国经贸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九年，换了天地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澜起伏，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从您的角度回望中美贸易战这些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和结构发生了怎样的翻天覆地变化？双方在这场贸易战中各自取得的经验和得失是什么？

张燕生：9年前，也就是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任总统后第一次访华。彼时美国仍抱有维护全球霸权一百年的心态；回头来看，2017年的访华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宣战前奏。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结束后，2018年中美贸易战便正式打响。面对特朗普访华后美方骤然升级的全面对抗、制裁、打压与遏制态势，我方当时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当时美方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而对中国而言，那场贸易战属于一场大国遭遇战。

当时美国在经贸、产业、科技、金融、军事等领域，全面对中国实施制裁、打压与遏制，世界各国多数选择了追随美国的战略。当时美国商务部相关官员直言，“这类行为就是战争行为”，美国正将自身经贸、科技、产业、金融等优势武器化，以一锅端的打压方式对中国实施全面、无差别打压。

特朗普在欢迎晚宴上致辞敬酒

时隔9年，特朗普再度访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有求而来，所以寻求以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国实力和领导人的态度来华对话。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关系相较9年前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过去美国单方面制裁、打压、阻遏中国的霸凌关系，转变为两国在技术、产业、经贸、金融等领域展开全方位能力竞争。

所以特朗普此次访华的心态与诉求和9年前截然不同。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明确表示，美国希望重新平衡对华关系，优先考虑对等性与公平性，聚焦经贸、关税、人工智能及中美关系全局等议题。

既然他提出了美国要重新平衡对华关系，优先考虑对等和公平，这就意味着特朗普这次来华是真正把中国作为强大的对手、合作的伙伴和经贸的强国来对待，要求中国能够分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如全球经贸、科技、产业、金融和安全责任。这和9年前是不一样的。当下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和三四十年前，还是和过往的九年前相比，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当前国际形势与大国关系深刻重塑，且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和平与发展、全球福祉的未来前景，我们可以从三大维度展开分析。

第一，从全球贸易与投资维度来看，如今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已陷入困境，地缘政治正将全球推向失序的边缘，大国对抗的加剧正逐步使世界向1914-1945、1973-1991年的风险陷阱靠拢。

第二，从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将决定中美等大国的未来，美国正将芯片、微电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全面武器化，推行对华科技脱钩政策。

第三，从全球治理与大国关系维度看，按照加拿大总理的话，就是“1945年以来的旧秩序已终结”，特朗普正推动基于交易和对等的全球新秩序。

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大国正逐步推卸其全球责任，“对等关税”是推卸开放责任；美元美债是推卸安全资产责任；要求北约成员国防开支达到GDP的5%，则是推卸安全责任及退群。

从这个角度看，9年间中美关系发生明显转折：9年前美国采取一味单方面打压、制裁、阻遏中国的政策；如今已转向科技、产业、经贸、金融等多维度的大国实力竞争，这也让中美关系衍生出更多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战略机遇。其结局是什么？是中国成为西方体系的一部分还是被边缘化，我认为第一个结局更可能是走向合作，尤其是AI竞争的结局；第二个是在全球治理上走向竞争与合作，尤其在效率、公平、责任三个问题选择上逐步趋同；第三个是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带来的思考

观察者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伊始，不少人担心贸易战和关税战会导致中国发展势头被打断。但是去年，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贸易大战之后，中国2025年全年贸易顺差达1.189万亿美元，创下全球新纪录。您认为这样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中美未来的博弈意味着什么？

张燕生：确实，从2017年11月特朗普第一次访华到现在，不管是在经贸、科技、产业、金融、军事等领域，还是在重大改革、自主开放、全球治理等方方面面，中国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表现十分突出。中国不仅在光伏组件、锂电池、新能源汽车这类“新三样”产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还在芯片和微电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逐步形成了全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首次达到63%，新产品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过去主要出口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这类传统消费品，不断向出口高科技产品、绿色产品、数字产品倾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与此前西方预判完全不同，没有打断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没有阻碍我国贸易和投资、科技和产业、朋友圈和影响力的发展。事实证明，我国经贸在贸易战中越战越强。

基于此，我们也能明确对中美关系竞争未来形成基本看法：即中美两个大国谁也打不倒谁。中国不可能在经贸、产业、科技、金融等领域彻底打倒美国，美国同样也无法在这些领域打倒中国。所以，双方的竞争本质，是在比拼各自刀刃向内、解决本国内部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过去9年，我国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转型发展、人工智能应用落地、贸易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发展成效。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去年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具有发展韧性、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同时也有很强的底线思维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的角度出发，这1.2万亿美元的顺差背后，我能清晰察觉到当下风险挑战正在明显上升。

鉴于我国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内涵可以延伸为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国家，如何处理好本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我国给出的应对战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包含三个核心要点：

第一是做强国内大循环、做大国内大市场、完善激励机制、改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提升投入产出效率。这是要落实扩大内需战略，依托庞大的人口规模，把发展根基立足于内需和国内大市场之上，这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点。这就必然涉及中国要率先走出东亚生产方式转型的困境，内需立国不仅仅是体现在宏观供求平衡、储蓄与投资平衡、进口与出口平衡的问题，更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大问题。

第二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在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国竞争升级的大背景下，如何优化双循环发展模式，是继续推进基于多边规则、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还是推动构建基于包容共享、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继续推动立足于国际工序分工的相互依存、互联互通、开放合作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还是推动立足于自立自强去风险的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供应链网络；是继续推动出口导向型外向型经济战略，还是推动内外贸一体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引进来走出去一体化的开放型经济战略？这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三是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古人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式现代化的“道”，需要探索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能追求赢者通吃、以邻为壑、霸凌主义，而要探索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模式。需要构建实现本国与世界和谐发展的国内协调机制、出口协调机制、出海协调机制；形成与中国合作就能够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目前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增速可观，但合作背后暗藏隐患。如今美国在与东盟及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时，普遍加入毒丸条款，其核心目的是“去中国化”。在这样的局势下，一方面我们要持续优化双循环发展模式，稳固与东盟的贸易投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还要规避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挑战。如采用自下而上的国际化发展思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驱动，依托地方合作和技术赋能，推动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还可以推进双循环合作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以达到去地缘政治化的目的。

除此之外，这1.2万亿美元顺差仅为货物贸易顺差，我国服务贸易目前仍存在高额逆差。

我曾问自己，服务贸易也需要形成高额顺差吗？如果货物与服务贸易形成巨额双顺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更趋紧张而非融洽。进口是与其他国家分享本国市场红利，会增进相互依存关系，出口则会占有他国市场份额，会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对大国，尤其如此。进口规模越大，和其他国家共享市场红利的机会就越多，也更容易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反之，如果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顺差持续扩大，我国很容易被贸易伙伴视作竞争威胁。其他国家会担忧自身发展空间被挤压，由此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视中国为威胁的冲突。因此，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就必须坚守一条原则：大国不能搞赢者通吃、以邻为壑、霸凌主义，而要坚持开放共享、互利共赢，做到“有饭大家吃”，践行共商共建共享。无论是企业、地方政府，还是国家层面、行业商会与主管部门，都要以对外贸易为纽带，构建利益、责任、命运三大共同体。

放眼未来，中美经贸博弈竞争的核心，本质上是比拼谁能够开放共享包容，比拼谁的朋友圈规模更大、更开放、更受欢迎。目前美国推行“对等关税”政策，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是美国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统一加征10%的基准关税，其逻辑是认定全球各国都受益于美国市场开放搭便车，因此需要加征关税作为补偿。但这种发展思维，与我国秉持的中华文明理念完全相悖。

总而言之，这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我国外贸战略、政策激励以及发展模式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风险提示和挑战提示，这意味着未来我们需要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践行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目标和理念，调整对外贸易战略、政策激励机制以及整体国际竞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