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面临“去美化”和“去中化”，全球供应链的几种可能

观察者网：自疫情以来，我们就观察到以西方发达工业国为代表，普遍出现生产效率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在俄乌冲突以及今年中东地区博弈局势中进一步凸显。西方谈论多时的能源安全以及供应链安全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反而因为能源以及各类国内问题的冲击，迟迟无法摆脱通胀的阴影。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快全球能源结构向新能源转型进程。这一系列问题，是否为中国新能源“新三样”出口开辟了全新发展机遇？中企也有希望提价、创造更高附加值？在此基础上中国新能源的产业链升级还有什么空间？

另外，自2026年4月1日起，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已正式取消‌，电池产品退税率也已从9%下调至6%，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这些动作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回应上述的这些趋势？您觉得全球供应链是否将迎来新一轮深度重构，会朝着什么方向或特性重塑？

张燕生：首先，全球供应链开放的浪漫时期已经结束。1990年以来的超级全球化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但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拐点，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代替了之前的离岸制造、在岸制造、全球制造体系。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新产业政策、新保护政策、大国竞争举措大幅增加。

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教授Dani Rodrik和Nathan Lane撰写的《产业政策新经济学综述》，说明欧、美、日、韩在复活产业政策。2010年全球产业政策有34项，2021年达到1594项。全球贸易预警（GTA）统计，2025年全球新产业政策较2019年增长262%，仅2025年便推出5033项。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让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兴出口产业摆脱地缘政治干扰、破除贸易保护壁垒、化解外部遏制打压，成为重要现实课题。

其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供应链结构。1990年兴起的IT革命降低了通信与运输成本，推动了基于国际工序分工的全球综合物流变革与现代供应链管理体系，催生了全球化生产模式。中国供应链网络跻身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中国贸易辐射覆盖全球供应链的能力较美国高出约十个百分点，位居首位。

然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基于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展开的，比如区块链的特性之一是去中心化。而且中美芯片和微电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的竞争在不同赛道上展开。美国的技术优势是原始创新和华尔街融资能力，中国的优势是终端、链接、应用场景、产业化和工程化能力。这种技术竞争在本质上是互补的、差异性的、错位的。

未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格局，最终会走向趋同还是分化？只要中美相互竞争不脱钩，最终结果很可能走向合作。再次，中国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率，鼓励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本质上是推动产业竞争力从性价比走向高质量、高增值性价比，进一步走向高技术、高增值、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领域。

在墨西哥等地，有大量工厂专门服务于美国供应链

那么未来的世界供应链可能会有哪几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形成中美两大平行体系的供应链。中国搭建的全球供应链，呈现去美国化特征；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呈现“去中国化”的特点。

目前，国内许多新生代企业和企业家正面对这一困境：想要前往西方国家布局，企业就要转型为全球性企业；若是保留中国本土身份，就会在供应链层面被强制去美化。

这并非本土科创人才与企业经营者的自主选择，而是地缘环境裹挟下的被动妥协。同样，全球跨国企业面临同样困境。既要合美国长臂管辖规则的规、配合“去中国化”操作，又要稳住中国市场份额，这个困难如何解决？

第二种可能性是供应链形成多元化格局。如部分中等经济体试图抱团搭建“去美化”和“去中化”的供应链体系。其中一种思路，是推动欧盟与CPTPP成员联手，形成中等强国抱团结盟的格局。

这一趋势的底层逻辑依旧是供应链安全考量：中等强国意识到，单纯依附美国，或是单纯对接中国供应链，都存在不小风险。于是它们索性绕开中美两大强国，选择中等强国之间自行结盟抱团。一旦中等强国形成阵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全球南方会不会形成中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同盟？关键资源矿产国家会不会形成类似同盟？各类圈层纷纷结盟分立，整个世界就会走向各自为政、诸侯林立的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全球供应链很可能进一步走向本地化、区域化、集团化。

第三种可能性是全球供应链彻底失序。有可能是大规模战争引发的，也有可能是大规模非传统安全冲突引发的，还有可能是金融、货币、技术、疾病等危机引发的。供应链中的每一个参与主体，都会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把本国优势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武器化，彼此相互要挟。全球供应链秩序彻底紊乱后，或将重现1914年至1945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场景，有可能重现1973年至1991年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行业冲击，有可能发生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混乱。

基于这一背景，我国需要审慎评估和规划新能源、人工智能、芯片和微电子、生物医药、粮食、关键矿物等重点领域供应链的未来发展路径和布局。对中国而言，首要任务是“反内卷”，尤其是到国际市场上“内卷”。这就要求我国持续努力建立国内产业协调、出口协调以及出海协调机制和能力，最大限度地规避全球供应链失序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突发冲击。

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要转向以全球视野、历史视野、大国视野，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其中较迫切的是，我国贸易激励机制需要开展一场较为深刻的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模式，转向中性导向的开放型模式的制度变革。贸易激励机制改革，首先包括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外汇管制方法需要进行深刻改革。

其次，出口退税制度也要进行深刻改革。除此两项改革之外，利率、税收、货币、价格等名义总量相关的贸易激励、贸易鼓励机制，都要进行深度改革。这些改革，目的是推动外贸从顺差驱动型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转移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转移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轨道上。

我用一个概念来概括，那就是“正常化机制”。什么是正常化机制？过去我国受东亚模式、东亚生产方式这类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影响很大。在改革开放前期，这种外向型经济战略选择是正确的。但在目前阶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继续延续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是小经济体开放战略，而不是大国开放战略。未来大国开放战略首先要建立全球视野，立足于解决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现在世界银行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向发展中国家强力推荐东亚奇迹和华盛顿共识的导向失误。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早年便指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多依赖要素投入扩张，而非全要素生产率实质性提升。这个批评警示我们，外贸转型必须依托新质生产力，朝着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向推进。

除此之外，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在东亚生产模式、外贸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都伴随贸易摩擦。20世纪50年代，日本纺织服装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当时日本和美国的多种纤维贸易谈判趋于白热化；六七十年代，日本钢铁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随即与美国产生严重的贸易冲突。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产业崛起，又和美国产生贸易摩擦。

可以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引进了西方几乎全部的科技成果，其供应链、产业链以及贸易竞争力大幅提升，其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就能达到50%、60%、70%甚至80%，就会引发全面摩擦与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生产模式带有一定的重商主义色彩，存在重视出口、轻视进口的问题。

此外，东亚生产模式还存在一大问题，都面临老龄少子化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东亚生产模式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卷。今年韩国三星、海力士盈利暴涨，利润超万亿，高额利润背后，实则是行业高度内卷。韩国、日本经济体量毕竟有限，但中国是大国，所以更要保持谨慎。国内的行业内卷，对中国与世界关系造成的影响，会远大于日韩。

所以，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都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要考量自身行为对贸易伙伴、对世界产生的外溢效果，判断对第三方影响是负面、正向还是中性。对于大国而言，发展速度越快、行业内卷程度越高，越容易对其他国家形成冲击和负外部性影响。因此，目前我国推行的汇率调整、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优化外贸优惠扶持机制等举措，这都是推动贸易正常化的表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历史上，我国曾多次调整相关政策。2007年就做过一次调整，当时我国将外贸出口退税率从11%、13%、17%下调至3%、6%、9%，下调目的是减少贸易顺差，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提高外贸附加值。

但遗憾的是，2007年这次外贸激励机制、增长方式调整，却因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而被迫中断，原本下调的出口退税率最终只能回调。结合过往经验，本次汇率、价格、税收、资金等外贸激励机制的改革，切忌急于求成，应当循序渐进、稳妥推进人民币汇率调整、出口退税率下调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改革。

简单类比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害的

观察者网：离岸人民币汇率目前已经进入“6.7时代”。在此之前，人民银行曾宣布自2026年3月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意在缓和人民币过快升值态势，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长期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不少人担忧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外贸，但是另一部分人则援引70年代日元升值历史，指出在生产力相对缺失的环境中，升值有利于国家快速发展并为我国消费升级转型提供条件。您怎么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趋势？对中国外贸和国内经济发展分别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样更为全面平衡地来认识这个问题？

张燕生：与其讨论日本汇率升值冲击，不如讨论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首先，刚才你讲到人民币汇率进入“6.7时代”，这是回到了2021年的水平。用这个汇率来算中美名义GDP的之比，会发现仍然比2021年的比值明显要低将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即便你的汇率升值到6.8，回到了2021年的汇率水平，但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例仍然远低于2021年。这是由于一般价格水平上，美国是通胀，中国是通缩，这使得中国名义GDP相对于美国名义GDP的比例，仍明显低于2021年好几个百分点。

所以，人民币汇率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是一个正常化的回归，而并不是像日本那样大幅度升值。日本大幅度升值是什么概念？从70年代初期的1美元兑360日元，1985年初期1美元兑250日元。然后在1995年4月，日元升值到最高点是1美元兑79日元。

1971年以来，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

所以我们不要把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大幅升值，和今天中国人民币汇率水平回到疫情前的过程进行类比。这个类比是非常有害的。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现在日本的人均GDP可能只有美国的40%。日本的问题有其自己的特殊性。

1985年9月西方五国关于美元危机的协调机制中，日本自己内部也有一个观点，希望能够借助日元升值来改变日本对外需依赖太大的问题，希望能够转移到依靠内需立国的战略上来。

日本把西方五国的汇率协调，变成了一个促进日本立国战略调整的契机。因此，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到1987年的日本前川报告，提出日本需将经济模式由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然而，日本扩大内需、实现内需立国战略的转型失败了。

当然，不是80年代失败的，也不是1987年前川报告那个时期失败的，而是在整个90年代，日本扩大内需战略的转型失败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从1985年至今，日本一直都是雄心壮志地想调结构、转方式，但是每次都用机会主义的方式，始终缺乏坚定落地的结构性改革举措，最后失败了，一直到今天。因此，日本矛盾的累积，是从1985年到今天40年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简单地拿日本1985年到1995年升值所带来的影响，和今天人民币汇率仅仅是从现在回归到2021年进行类比，然后就认为会形成那么大的问题，形势远远不是那样。

我们去年的外贸顺差1.2万亿美元有点太大了，如果不对贸易激励机制做出重大调整，巨额外贸顺差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到供应链头部企业去调研会发现，这些企业的国际化率大多超过了50%。

企业出海的速率远高于内需增长的速率，内外卷是一个原因，内外贸激励机制不平衡是另一个因素。亟需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相配套的内外制度协同系统性改革。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是不错的，那么人民币汇率就会有持续升值的趋势。人民币持续升值并保持稳定，才能够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稳定锚的作用；才能够增进信心和预期；才能够推动外贸的转型升级和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够增强我们货币的购买力，使老百姓的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增加。

所以我们讲回归常识、回归规律、回归逻辑，也就是回归事物本身的面貌。也就是走出新冠疫情的干扰，走出中美贸易战的干扰，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干扰，回到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去，继续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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