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保障国家海权的战略力量

海权是有联合国公约保障的主权国家合法的海洋权利。现代主权是隶属于法权的概念，海权与主权的一致性决定了海权是每一个国家，而不仅仅是霸权国家拥有的权利。将海洋权利纳入中国海权理论，是对西方海权理论的突破。中国海军是保障国家海权即海洋合法权利的战略力量。我们将海权纳入“权利”范畴，不仅赋予中国海权在国际法中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同时也使当代中国海权理论与霸权主义的海权理论发生了本质的区别。

推进中国海权建设是中国对国际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中国为世界做了巨大的贡献，比如我们给世界提供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和廉价产品，拉动了世界经济规模，同时我们也就应当在世界能源分配体制中拥有稳定地获得相应配额的权利。在这方面光靠耍嘴皮子不行，还得有枪杆子，就当下中国安全环境的压力而言，这就是中国人民海军。

确切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并不是一个兵种，它是上至外空下至深海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向海洋的延伸。所以我们对中国海军大发展的要求，并不能理解为是海军的事，它是中国国家战略力量向海洋推进的大事业。当代海军，其实就是由陆、海、空作战力量，从外空到低空、从浅海到深海，以及整个信息网络技术体系所构成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从陆地向海上的外推。正如一艘航空母舰，如下面没有潜艇，上面没有外空卫星技术及空中预警技术作战体系的配合就没意义。现代航空母舰不过是从外空到深海大立体作战体系的一个作战平台，而海军只是在海洋上使用这些平台的武装力量。

B. 海洋安全战略的近远目标

如果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限制在21世纪的上半叶，鉴于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起步较晚、台海尚未统一的特殊背景，我们对中国未来五十年的海洋安全战略所能够作用的空间不可能设计过大，而只能集中于亚洲太平洋地区。

目标取决于安全威胁方向。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临的较紧迫的安全危险主要集中在东海。中国东部海区的主要矛盾决定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任务，战略任务决定战略布局。在这诸多矛盾中，牵引我们今天东海战略布局的是台海统一任务。

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海洋方向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不管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还是必要性来说，台海统一是中国21世纪上半叶海洋安全战略时不我待的近期目标；维护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洋“安全边界”，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远期目标。而台海统一反映的是中国核心利益，因而完成海峡两岸的中国统一也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环节。

国家防务具有保卫国家“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两重任务。“边界安全”即主权安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东部安全边界并不以大陆沿海为准，而应当以台湾东部沿海为准。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海洋战略不能回避的目标，但目前中国离“边界安全”目标的完全实现，还有相当距离。“安全边界”即利益安全，利益走向哪里，我们的安全边界就走向哪里。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达60%以上，海外利益要靠我们的海军维护，但目前我国的海军力量远远不足以完成保卫中国在海外利益的任务。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需以非常规方式推进中国海上力量的建设。

C. 俄美是中国亚太利益拓展的攸关方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确立这样的战略目标是否合理？是否能实现？笔者以为，在21世纪前半叶内中国台海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边界安全的向东推进是能够实现的。

战略设计合理性的重要前提是知己知彼。知道了本国的战略需求的同时，也要知道与我们需求目标相关的大国的战略利益需求。在未来五十年，可以左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除中国外，就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美国和世界上最强的陆权国家俄国。目前世界上只有俄、美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是世界性的。

从全球视野观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核心利益在于印度洋，而从北美西海岸到马六甲海峡的通往印度洋的亚太地区海上交通线，则是其实现核心利益的关键利益。对俄罗斯来说，通往印度洋的中亚通道是其全球战略利益的核心利益，而从俄国本土通往其他大洋出海口的陆上交通线，则是其实现其核心利益的关键利益。

俄、美是中国在亚太利益拓展不能回避的利益攸关方，而俄罗斯和美国两方的利益拓展能力极限外的空间，则是中国利益生存和拓展的空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影响力就在周边地区迅速伸展，中国的力量并没有作用于海陆权霸主国家的关键利益线，而是在这些国家与中国接壤的北部地区得到适度且成功显示。这说明，中国力量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在南北两向的接近美国和俄罗斯关键利益线上——这里是中国力量伸展的极限区域——外推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在美俄大国非关键利益线的空间内，也就是东西两向，特别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东部海区的外推空间还是有相当的余地。假定中国、美国、俄罗斯的国力不变，与他们的关键利益线离得越远的地方，中国国力伸展的空间就越大。其间，因美国、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国力变化，中国利益的拓展空间也有相对变化，但在中国国力（有效战略博弈能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力）没有超过美国和俄罗斯之前，不会有绝对变化。

近代以来，中国版图受到损失的原因主要来自南北的海陆大国挤压而不主要来自东西挤压。而中国能够保留下来的版图基本都保持在陆权和海权霸权国家，即俄罗斯和英美国家的关键利益线之外。西方霸权国家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彻底分裂中国版图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能够成功反制西方干涉的地区均在西方干涉国的关键利益区域和国力极限之外。理解这一点，对谋划中国本世纪前半叶的海洋安全战略是重要的。

在中、美、俄三国力量间多为中小国家，由于他们力量有限，更由于它们在地缘政治上处于相互制衡的破碎地带，因此，两面下注是它们的外交传统。与中国接壤的半岛国家，对华外交的依赖比重较大些，但由于它们两面受制，它们既不能形成对中国的绝对依赖，也不能长期与中国绝对闹僵。因为这些国家近代以来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海上，而对海上的抵御则需要“大后方”中国的依托。至于完全漂在海上的中南太平洋岛国，出于生存的考虑则更侧重于对海权大国的依赖。

必须说明的是，南中国海区国家的上述两面性生存的“中立”特点，既是这些国家自存的前提，也是亚太大国和平共处的前提。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美国曾侵略这些国家，破坏了这些国家的“中立”特性，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的拼死抵抗，最终导致日本、美国因亚太地区的对抗力量大幅增加而失败。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在21世纪的整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西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破坏南中国海区域的国家独立性是中国实现21世纪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前提和保证。对于这一点，毛泽东、邓小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