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加入了‘到中国去’的洪流，给中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智慧和视角。”

“但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渠道还非常窄，99%的中国他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桥梁。”

在东方卫视4月1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寻乡中国》的作者林登先生就中外民间交流展开对话。

张维为：

我们常说“西学东渐”，指的是近代西方的知识传入中国。其实，历史上“东学西渐”（中国的知识传到西方）的历史更为久远。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出于对中国丝绸的喜爱，古罗马人称中国人为“丝绸国人”（Seres）。丝绸、瓷器等大量中国物产和知识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世界，再传到欧洲。“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名言，作为当时中外文明交往史的重要标志，影响至今。

确实，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与中华文明吸引了无数外国人“到中国去”。其中最知名的无疑是13-14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克•波罗17岁时候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花费四年时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275年抵达元代的中国；在中国居住了17年后，他返回威尼斯，后来出版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盛赞中国的宏伟的都城、发达的经济、繁华的市集、完善的交通、安定的社会等等。他对中国的描述可谓石破天惊，在欧洲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东方热”、“中国热”，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人文知识，也推动了15世纪的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马克•波罗游记》影响了哥伦布、达•伽马等众多的欧洲航海家、冒险家，推动他们扬帆远航、寻访东方世界。来自中国的物产和知识也有力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译本（图源：IC Photo）

另一位“到中国去”并为中西方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不辞艰辛，长途跋涉，于1578年抵达澳门，在中国逗留了28年。与之前来华的传教士不同，利玛窦入乡随俗，研习中国文化，熟练掌握汉语，翻译中国经典，他还改穿儒服，行秀才礼节，以儒生的形象与中国人交往，成功地从传教士变身为跨文化交流的佼佼者。他努力以中国人的身份，从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思考天主教信仰，被清朝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将西方在天文、数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带给了中国文人，同时也将“东方”带给了欧洲人。利玛窦首次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描述了中国的发达，但也指出了他眼中的中国中心论等问题。

利玛窦、金尼阁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儒学经典等中国知识，引起了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高度的关注。伏尔泰是中国的铁粉，又被称为欧洲孔门第一人。在伏尔泰眼中，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其偶像就是孔子。他质疑欧洲的君主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摹仿”。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国知识，向横行于欧洲大陆的宗教狂热、政教合一、君主专制发起空前猛烈的进攻。西方人今天说伏尔泰“教导我们走向自由”，殊不知伏尔泰思想的主要起点之一就是孔子的“人本主义”，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不就是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吗？

然而，大致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欧洲自己的崛起，另外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开始质疑中国，把中国描述成专制的国家，与伏尔泰、魁奈等人产生争论。

进入当代，“到中国来”的群体中又涌现出许多佼佼者，如编撰《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他本人是生物化学家，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中国，他代表英国政府了解抗战期间中国教育和科研的情况，并将英国一些公益组织筹集的资金送到中国。他还结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学术大家，如生物学家童第周、建筑学家梁思成、哲学家冯友兰、考古学家李济等。

受他的中国学生、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的影响，李约瑟致力于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研究，花费近五十年的心血，编撰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7卷20余册的煌煌巨著，在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李约瑟的同事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为他的著作撰写了一个普及本，名为《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他在书中这样写到，“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但中国人自己就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他列举了“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现代音乐，还有十进制的数学、纸币、雨伞、卷线的钓鱼器、手推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还有蒸汽机的核心设计”，等等。

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船舵、罗盘和多级桅杆，哥伦布就不能到达美洲，欧洲也不可能建立众多的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中国的马蹬，欧洲的骑士时代就不会产生，同样，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的火药，欧洲的骑士时代也不会结束。作者的结论之一是，中国人至今未充分认识到自己古代发明的世界意义。应该说他讲得非常到位，值得我们警醒。

近代“到中国去”的另一位佼佼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28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斯诺来到上海，他原本计划用一年时间在世界各地冒险、漫游，中国只是其中一站，结果却在中国长住13年，成为沟通中外的伟大使者，把中国革命介绍给外部世界。斯诺亲眼看到了一个地主豪夺、官员暴敛、军阀混战、贫穷破败的中国，但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文明、壮美的中国河山和质朴而坚强的中国民众也使他深深动容，他看到，即便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

在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斯诺终于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1937年，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万里长征首次为大众所知，引起强烈轰动。

2006年，话剧《红星照耀中国》的演出现场（图源：IC Photo）

我曾在这个节目中简单介绍过另外一位“到中国去”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他一生被斯诺的这本作品所激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到中国，重走了长征路，写下当时的畅销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说：“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10多亿人口的民族，让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测的未来前进”。1991年，我来到他位于纽约的家中，问他：现在应该如何看待你所说的“无人能够预测的未来”？他说：“可以肯定地讲，中国的崛起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未来”。他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加入了“到中国去”的洪流，他们来中国旅游、读书、工作、创业等等。从2015年开始，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其中许多人不仅学会了中文，而且融入了中国文化和生活，同时，他们独特的智慧和视角也使中国受益良多。我们今天可以在网上看到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之后发的视频和文章，他们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林登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