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这个动物，不管角长多大，每一年都会掉角、重长。牛、羊、长颈鹿、犀牛都不是这样，只有鹿是每年都重长，所以鹿的再生能力在哺乳动物里是最强的。

雄鹿长角是为了打架，打赢了就能获得交配权，把基因传下去。如果角只有一米左右，那还好，大家拼的是谁长得快、谁更结实、谁更有力量。但当角长到4米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鹿吃进去的所有营养，可能都得优先供给鹿角。这就相当于走到了一个极端，下不来了。

再加上在森林里，如果角太大，会被卡住，被豺狼虎豹，甚至当时的原始人轻松捕杀。由于竞争只剩下‘比谁的鹿角大’这一条单一标准，鹿最后把自己给“玩死”了，这个物种就消失了。

姚洋：这个太有意思了。你刚才提到智商这个事，的的确确，我们现在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卷到高考，甚至大学，本质上都在卷同一件事——智商。以前我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总觉得智商高，其他能力大概也都会高。

后来我读过一本书，专门讲智商测验的历史。里面提到这个体系最早起源于法国，后来在美国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间，将其和优生学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搞到家破人亡，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是不对的。智商只是人的能力的一部分，当然重要，但绝对不是全部。

你看北大的学生，肯定是高智商的。有人跟我说，北大学生的平均智商大概在130。从智商的正态分布来看，不到130，基本也考不上北大。招生比例就那么一点，我算过大概是万分之八，所以你必须得达到这个水平。

但问题是，你再看看我们的企业家，很多并不是名校毕业的。结果家长辛辛苦苦卷分数，把孩子送进北大、清华，等他毕业了，发现回头要给一个普通学校毕业的人打工。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走进了一条“迷路的死胡同”。

尹烨：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的教育，真的有点这个意思。如果再不改，我觉得后果会非常严重。你看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数量，肯定已经低于900万了。14亿人口的总量，出生率已经不到7‰了，这基本是世界最低水平了。

我们这一行有一句话：生命科学的本质，其实是人口学。人口结构是正金字塔、倒金字塔，还是楔形结构？疾病谱、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这些全都绑在一起。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当出生率大幅下降的时候，一定存在一两个严重的“卡点”，在阻碍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教育，恰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不只是经济成本的问题，更是幸福感的问题——大家因为教育而不快乐。

姚洋：对，这也是我作为经济学家一直有的一个疑问。我们经济学家老爱说不生孩子是因为房价太高，我总觉得不完全对。房价高当然影响买房，但你可以租房；大城市待不了，也可以去中小城市。但生育率下降是普遍性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它和教育关系非常大。我每年都会和学生吃饭，发现他们饭桌上讨论的几乎只有一件事：孩子的教育。很少有人抱怨房价，大家都是被孩子教育问题搞得头大。

尹烨：我非常赞同。你看我来自东北，辽宁。东北房价不高吧？很多城市几万块钱一套房子，但生育率反而是全国最低的。

现在那边生育率低到已经开始关小学了，再这么下去，初中都得关。所以如果说北上这些头部城市，生育率和房价有关，那是成立的；但如果房价低的地方生育率更低，那就说明房价最多只是一个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我也认为，现在养孩子，父母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大、太痛苦了。

我插一个小例子。刚才直播前，我刷到一个视频，北京下大雪，大家都很高兴。清华大学的学生，几百人一起打雪仗。我心里一想，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姚洋：我也看了那个视频。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一下雪，大家就跑到湖上去玩。

尹烨：对啊，也是打雪仗。这多正常的事情啊。我们小时候，跑就跑、跳就跳、打就打、闹就闹，胳膊摔伤了也不当回事。家长不会跑到学校质问老师“你怎么没给我看好孩子”。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从童年走到青年。

我想再讲一个例子，达尔文年轻的时候，跟着英国海军的小猎犬号周游世界，去了赤道附近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岛不大，但他的观察能力非常强。他注意到岛上有很多类似麻雀的小鸟，我们后来叫它们“达尔文雀”。

为什么叫达尔文雀？因为它们的祖先其实是同一种鸟，但由于各个岛的环境不同，有的岛种子硬，有的岛花蜜多。在大约50万年的时间里，他们分化出了至少15个亚种，甚至15个物种。

有的鸟专门吸花蜜，喙就像吸管一样；有的岛上种子多，鸟嘴就变得又宽又硬，像碾子一样。干旱的时候，硬嘴的鸟更有优势；雨季种子变软，细嘴的鸟又占优势。环境的波动维持了多样性。

结果是，不同的鸟因地制宜、各显其能，反而整个系统都非常繁盛。这就是“同题共答、同题异答”：同一道题，不同的答案，但在各自的环境里都成立。在A岛是对的，在北大清华是对的，在山东、在新疆也都是对的。没有人规定，只有一种“嘴型”才能生存。

姚洋：我觉得如果屏幕前有家长在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尹烨总讲的“达尔文雀”的故事：所有的花都会结果，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把孩子放进一个模子里去铸，最后铸出来，他不幸福，也不会成功，对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和特长，你就根据他的特长，让他自己去发展，反而会走得更好。这个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不是说你会考试，最后就一定能成功，做很多事情都能成功。

现在我们从个体层面往上升到社会层面。回到我们开场说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当然可以从很多原因、很多理由去讲，但我总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抛开很多理念去谈共同富裕。我们用不着去讲什么政治信念、这个理论那个理论，其实就是人类社会一起生活，你恐怕多多少少都要考虑一个群体性的问题。

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去瑞安，调研他们那里的一个“阳光计划”。他们教育局的局长，我还记得姓叶。有一次他骑自行车下班，路过一所初中，发现校门口保安抓住了一个工人，不让那工人走。

他就下车问：你们吵什么？保安说：他平白无故拿石头把我们窗户砸碎了，我得让他赔，他不能走。叶局长就问这个工人：你为啥平白无故去砸人家玻璃？工人说：我儿子本来要在这里读书，我是外地来的工人，他们不让我儿子上学，我儿子上哪儿上学去？我一气之下就把玻璃砸了。

叶局长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弟也得上学。然后他就跟这个工人说：你放心，你回去，我一定让你儿子上学。之后他就实施了“阳光计划”，要资助外来务工者子弟就地读书。但他得去县政府、县人大说清楚：本地的钱为什么要花在外地人身上？他提出一个理由：我们要搞和谐社会，这些孩子如果不在学堂里，就会在街上变成混混。

他们不读书，父母就不好好打工了。你们在座很多都是企业老板，你们招不到工人，你们着急。那我们把人家的子弟都安排在这里读书了，他们安心在这儿工作，你们不也好了吗？这就有一种“共生”的理念。我们讲共同富裕，其实你不用什么理论，一些直觉就告诉你应该这么做。生物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例子给我们启示呢？

说白了，美国为什么不禁枪？很多人的辩护逻辑其实绕回到一种所谓的机会均等性。生命领域也有太多这样的案例，比如生命如果谈共同富裕，难道是“你拿一份养分回来，咱俩平均分”？没有，生命都不是这样。生命是通过代谢分工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

我举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人有各种共生菌群，树也有不同的共生菌群。但有一种植物形态很难区分，就是苔藓和地衣。很多人说苔藓和地衣怎么区分？真不好分，它俩老长在一起，而且经常聚在一起。苔藓可能更“毛茸茸”一点，地衣可能更平一点，但很多时候他俩是混在一起的。但是它俩不一样，地衣是真菌和藻类混合在一起的，苔藓是植物。它们生态位不一样，但能形成共生。

这种共生关系从真菌和藻类的角度讲可能更好理解，我们吃的蘑菇就是真菌。姚老师，你觉得真菌是吃素的还是吃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