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考不上好高中怎么办？大学不是“双一流”怎么办？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结婚生子压力大怎么办？……

上面这些问题，恐怕是每一个家长日担忧夜担忧的焦虑。于是，我们看到了小小年纪就要在各个辅导班间穿梭的小朋友，看到了每天十一二点还在写作业的小学生，看到了扶着眼镜茫然四顾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拼了命地“卷”，被裹挟在洪流中不得不往前走，却又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自然界，就会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不是我们日常解读的“强者生存”，每一个生物都在不断地进化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且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回到社会层面，每个孩子、每个人都有闪光点，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只做唯一，不做第一”，每个人都能找到自由生长、自在生活的途径。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观学院直播厅－思想者说】第17期，邀请经济学家姚洋和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做客演播厅，从自然演化入手，深入讨论社会、企业和个人都熟悉的内卷和共富话题，分享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和财富收入分配的思考。

本文为对话实录下篇，上篇请点击这里。

【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姚洋：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生物界、整个自然界，其实这个话题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对整个社会的生存，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们普通人在学生物学、理解达尔文的时候，往往太片面了。达尔文讲的并不是人们常理解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而是生物在“适应环境”。但我们通常理解的“适者生存”，好像变成了“我把你干掉了，我就活下来了”，等同于“强者生存”，其实不是他的本意。

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影响深远

尹烨：对，他的意思恰恰相反。就是说环境变了，每一个个体就会用不同方式去适应同一个环境，这是一个“同题共答”的过程。题目是一样的，但解法可以多种多样，一定是一个各美其美的过程，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过程。所以如果把基因和环境的关系理解成基因之间的你死我活，那就是彻底理解错了。

姚洋：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生物学的问题，非常有意思。下面我们来讨论人类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理解是，中国人有一种非常强的“贤能主义”传统。英文里叫 “meritocracy”，在一般社会学语境中常被翻译成“优绩主义”，在政治领域里则更多翻译成“政治贤能主义”。

中国文化里这种贤能主义的元素非常强。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很难说清楚。我觉得恐怕要追溯到西周开始构建统一国家的时候。你建立了一个统一国家，就需要官员来治理，这就涉及官员如何选拔的问题。

到了战国时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搞变法，鼓励军功、鼓励耕种。你能打胜仗，就奖励你；你耕种得好，就奖励你土地。这其实就是一种很早期的贤能主义。在政治上也是一样，你干得好，就可以当县令；干得再好，就被进一步提拔，到中央去当大夫。这一套到西汉时期逐渐完善起来。

当时下级官员有一个责任，就是到乡村里去发现有才能的年轻人，然后向上级推荐，这就是所谓的“荐举制”。但荐举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裙带关系：我推荐你，你再推荐他，慢慢就形成了门阀政治。

魏武帝曹操就是通过举孝廉走上仕途

尹烨：这个到今天其实都还存在，有不少问题。

姚洋：对，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到了东汉，这套制度就显得比较落后了。怎么办呢？隋朝的时候，隋文帝干脆发明了科举考试。到了唐朝，科举逐渐正规化，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她要打击关陇贵族、关东贵族，因为这些贵族都不认可她这个女性掌权。

怎么办？那就不要贵族了，用考试。凭考试成绩当官，于是一大批平民子弟就上来了，而且自然是支持她的。考试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考经学、四书五经，变成了考诗赋、文章。这就改变了选拔方式。

到了宋代，考试制度变得极其规范。卷面看不到考生姓名，还要誊抄一遍，连笔迹都无法分辨，做到高度公平。到了明朝，朱元璋因为“南北榜”事件更是强化了这个制度。他发现第一次科举几乎全是南方人中进士，不满意，让考官重阅，结果官员还是认为没有错。于是朱元璋一怒之下杀了考官，重考一遍殿试。然后从明朝开始，科举名额就按地域分配了，这其实就是今天高考名额按地域分配的历史源头之一。

尹烨：从明朝开始，各个省就都有自己的名额了。

姚洋：对，清朝就更严格了。这样一整套制度形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政治贤能主义，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选拔中依然有很强的贤能主义成分，比如地方经济干得好，就容易被提拔。我们做过实证研究，确实能看到这种证据。

而在社会层面，由于这种官僚政治建立得很早，也影响了普通老百姓，于是社会层面也接受了这种贤能主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逻辑就是：你书读得好，就应该当官，“学而优则仕”；你有本事、多干活，获得更多财富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在中国文化里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能说明中国人的精英主义倾向，就是旧金山。旧金山是个很激进的城市，美国也面临和中国类似的“内卷”现象。以前上好高中要考试，竞争非常激烈，结果这些好高中里中国学生特别多。当然也有一些韩国人，少量印度人，但主要是中国人。后来旧金山市议会决定取消考试，改为就近分配名额。别的族裔都同意，只有中国人不同意。中国人就问：凭什么？

尹烨：这不跟北京很像吗？划学区，海淀就不干。

姚洋：对，他们说我们的孩子能上，是因为我们勤劳、学习更用功，所以理应我们上。你看，起诉哈佛“平权行动”的也是华人。因为考试成绩明明更高，为什么反而被刷下来？我常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精英主义。

本来精英主义是好事情，多劳多得、能者多得，干得好就该升迁。但问题在于，精英主义一旦走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当竞争变成单向的、无限加码的竞争，就会演变成普遍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生物竞争中得到一些启示？社会当然需要竞争，但有没有一种更偏向共生的竞争方式？

尹烨：是的，很受教。你刚才讲科举那一段，非常经典。其实我常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比如现在在加州，已经出现了通过试管婴儿进行胚胎筛选，说是可以筛智商。广告里直接写：筛完之后智商能提高15点。

姚洋：这个合法吗？基因编辑不是不合法的吗？

尹烨：胚胎基因编辑是不合法的，但他们没有编辑，只是筛选。你的胚胎本来就有高有低，他只是把随机性在这一刻“锁定”了，相当于提前确定。再往下一步才是编辑，而那一步现在是违法的。但筛选这一步，目前要么不违法，要么法律根本没跟上。

我去过肯尼亚，到过塞伦盖蒂、马赛马拉，跟当地人交流。那些人非常厉害，知道哪里有狮子，能判断下一步动物会怎么走。如果今天定义智商的标准是“谁能在马赛马拉独立生存”，那我们这些人恐怕两天都活不下来，不是掉进沼泽，就是被狮子、花豹叼走。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是用文明社会的标准，“数理化、文史哲”来定义智商的。谁制定标准，谁就占优势。前提是你得在一个公平环境里，大家接受同样的教育，而且不能只看智育，美育、体育都要考虑。这其实对应了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技术主义发展到极端，上一代会因为担心下一代幸不幸福，反过来影响自己的幸福感，影响到上两代幸不幸福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化的标准就会把竞争推向内卷。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动物园，里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松鼠，还有鱼。结果你说今天我们就比“上树”，那这个班里除了猴子厉害，其他人基本都不行。

我们现在这种单极化的筛选机制，必然只能筛选出单极化的绩优主义人才，我们的评判标准实在是太单一了。如果对应到生命演化上，有一个物种叫爱尔兰麋鹿，也就是我们说的巨角鹿，它的鹿角展开能到4米。你想一想，那鹿才多大？结果这么大一对角，这个物种后来灭绝了。我们叫它进入了一个“演化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