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庆梅】

2021年以来，《觉醒年代》《山海情》《大江大河》《功勋》《长津湖》等一系列文艺影视作品，在大众文化中脱颖而出，在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中，引发了自下而上的高度关注。文化界对于这类作品的讨论，多是置于“主旋律”“红色题材”“主题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解释框架内，从艺术性如何提高的角度来解释这些作品如何“破圈”。也有研究者尝试用“新主流”替换“主旋律”这样的概念，认为这些电影是“通过商业化策略，包括大投资、明星策略、大营销等，弥补主旋律电影一向缺失的‘市场’之翼”。

本文认为，我们不能局限在“主旋律”的认识框架内，简单地认为，2021年这些作品的“破圈”仅仅是艺术水平的提高；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现象层面上，仅仅从制作方式的转型去理解“新主流”。我们要看到，这些作品之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带有“新主流”文艺的气象，是因为它们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出了全新的思想内容。

“主旋律”与“新主流”：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建构

“主旋律”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在社会领域的纵深发展，文艺领域的市场化倾向也越来越严重。面对商业、娱乐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当时电影局的领导遂提出了“主旋律”的概念。“主旋律”的概念虽然很早就被提出，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除去少数作品之外，大部分置身于市场化浪潮中的“主旋律”作品都默默无闻。

到了21世纪，文化生产更是在类型化、流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化主管部门逐渐意识到市场化进程对于文艺生产的深刻改变，尝试以市场化方式推动“主旋律”的文艺创作，比如《建国大业》《建军大业》这样的作品，借助当时通用的市场操作模式，启用流量明星，既争取票房收益，也吸引舆论热点。但这种市场化的操作方式，使得这类作品与其他商业作品的区别并不明显，在广大社会层面上也不太可能引发持续的关注。

然而，当《觉醒年代》《长津湖》《山海情》等影视作品在2021年出现以后——尽管它们也是在市场化环境中，运作模式也是采用政府引导、市场操作——它们引起的反响却空前热烈。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并不太渲染其“市场化”“流量化”的运作；对这些作品的讨论，也不仅仅局限在影视、文化圈，还扩散到了历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这种自下而上的反响与面向丰富的讨论，显现出这类作品与原来的“主旋律”创作有着很大不同：一种带有不同历史观、价值观的“新主流”文艺，正在悄然生长。

张译饰宗大伟（左），王俊凯饰成朗（右）。图/《万里归途》官方微博

“新主流”，在这些作品中最明显的体现是一种新的史观。

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政者，都必须建立对自身历史的叙事。主流文艺，其根底就是通过对这个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叙事，来呈现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辨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凝聚民心。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某种意识形态的断裂——为了推动市场化的进程，需要“告别革命”。在当时，这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经济与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势必会影响到文艺。市场化所内含的“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终究会在文艺作品中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编辑部故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虽然此后许多娱乐化的作品本身可能并不带有自觉消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图，但过度商业化的娱乐文化，必然是对“理想”“革命”等宏大主题的背弃。抛弃乃至反对“革命”的宏大叙事，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到21世纪的大众文化的主题。

在市场化氛围中出现的“主旋律”文艺，在现象上是要对过度发展的商业文化做出反应。这种反应的实质内容，并不只是对商业文化带来的市场乱象（如同我们今天在粉丝文化中看到的一样）的批判，更是对商业文化内含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扭转。某种意义上，“主旋律”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面对娱乐与商业对文化的快速侵袭，面对大众文化内含的复杂意识形态对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解构，力图通过对题材、艺术风格的要求，来维护社会主义革命史的正当性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但在市场化进程摧枯拉朽的状态中，或者说在市场化改革作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政策核心命题的情况下，“主旋律”的提出者也只能在推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为革命的宏大叙事保留一些基本阵地。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之下，《大决战》《开国大典》《长征》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影视剧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对于过去革命历史的叙述，还是偏向一种静态的回望，是对某种形成于革命时期的历史叙事的简单重复。

因而，我们可以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主旋律”概念，在意识形态上更多带有一种保守性的“守势”——守护住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这类“主旋律”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中国特色文艺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

一方面，文艺市场化一直在加速推进，民营影视机构逐渐在文化市场主体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大众文化不断迭代、快速更新，其内在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也与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同步推进。另一方面，在“主旋律”的政策引导下，国有或民营机构也在不断推出“主旋律”作品。“主旋律”与市场化文艺有点“井水不犯河水”，各自有各自的路径，只是“主旋律”在市场上总体占有的份额很低；更重要的是，虽说是“主旋律”，可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上，它早已处于市场社会的边缘地带。

而2021年《觉醒年代》《山海情》等作品的出现，不但打破了“主旋律”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在市场上创造出良好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它们通过开辟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呼应了这个时代被掩藏着的某种社会情绪，带动了更多年轻观众的情感，造就了属于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