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有关部门宣布，为有效降低局部群体相对集中的风险，切实保护长江江豚，今年4月下旬起，组织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江豚迁地保护行动，共从天鹅洲故道输出长江江豚19头，其中4头由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接收，2头由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接收。

消息传出后，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

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图片来源：新华网

观察者网：在迁地保护中，将部分野外个体迁入海洋馆或动物园的做法是否常见？主要意图是什么？

王放：这确实并不常见。我自己的工作也会涉及一些迁地保护的内容，主要是大型和中型的野生哺乳动物。在这个过程里，难以避免地会有一些把个体转移到人工环境的操作。

但是因为我们迁地的最终目标是野放，所以转移到人工环境的时候，需要非常注意的是控制它与人的接触、它的食物组成、它的生存状况和停留时间。

这个过程里边需要维持或者训练他躲避人类的能力、它的觅食能力，还有其他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所以，科研人员会建立一些半野生、半人工环境的野化基地，比如说大熊猫的野化放归基地、普氏野马或者獐的野化基地。

而海洋馆和动物园则有一些先天的劣势，比如说它的笼舍小，环境非常单调，动物在里边不能够维持正常的行为，长期笼养的动物我们会看到大量刻板行为，难以看到它正常的觅食、求偶、繁殖或躲避。特别是对于社会性的动物，它极度缺乏社交，缺乏动物个体之间的互动。

所以人工环境对于野化放归或者对于迁地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通常我们会尽可能避免让需要野化放归的个体在人工环境停留过长的时间。

观察者网：支持迁地的人期待可以“利用有实力的海洋馆的科研团队，加大人工繁育的力度”，您认为，国内海洋馆、动物园的科研能力是否够强？

王放：我以前工作的单位是美国史密森学会，在那边做过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而这个机构的隶属单位是美国国家动物园，所以我也算在动物园体系里边从事了几年科研工作。

现在国际上大家的主流认识是，动物园或者海洋馆具有四大功能，包括科研、保护、教育以及游憩。

一个很遗憾的状况是，国内的动物园或者海洋公园、海洋馆在科研、保护还有教育方面往往都有欠缺，只有很少的动物园能够真实地提供与野生动物有关的、能填补科学空白的数据。

观察者网：谈到数据问题，有人质疑称“圈养下能得到的数据……早就已经有记录了，没有任何新的产出。圈养下……和在野外的数据有很大偏差，这些数据很难被应用于对野外种群的研究。”圈养环境下的数据是否真的如此“不堪”？

王放：实际上，人工环境里得到的动物数据还是有用的，但是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比如需要有合理的设计，比如要回答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由专业的人来执行，并且得到的结果应该可以发表成高质量的科研论文。高质量科研论文可以证明这个工作是可信的，结果是经得住推敲的。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相当多高质量的论文会发表在国际一流的科研期刊上，这些论文的完成者可能包括伦敦动物园、美国华盛顿动物园、孟菲斯动物园、圣地亚哥动物园这些一流的动物园。包括我国大熊猫饲养繁殖中心、成都的大熊猫基地，每年都产出大量一流的论文。

2016年9月29日，当年新出生的23只大熊猫宝宝，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亮相，图片来源：新华社

人工环境里得到的数据也是有用的，可以回答大量和动物有关的信息。比如动物在胁迫状况之下的反应，或笼养条件下的繁殖行为等等。人工环境之下，在不同的温度、湿度、干扰状况下动物的生理、生化还有行为指标，动物的激素、免疫系统、发育等数据，都是有重要作用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机构都可以完成高质量的科研，也不是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对于动物的生存有帮助的。当宣称有“科研需求”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机构是不是发表过高质量的论文，有没有足够的博士和硕士，有没有完整的科研计划，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