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发现，上述人群，往往又是全球人类（含中国）网络“舆论圈”里愿意接受或倡导“共存”之主流？

——大多属于年轻人，反正是70岁以下。20~50岁区间内居多

——大多居于超一线城市或高能级城市，可以获得较好的医疗资源

——受过较好的教育（本科以上），有一定的卫生/医疗知识

——多为白领/脑力工作者，疫情时可以居家/远程办公

——收入属于上层中产、富足阶层（upper middle class）

——疫苗接种率一般较高

——与国际及依赖更高

——有系统性的表达能力（例如输出文字、语言及其他形式的内容）

这个群体，恰恰就是抵御COVID-19能力最强的群体。在“共存”模式下，他们即便不幸感染了COVID-19，大抵也可以顺利康复。但如果他们把传染给社会里的其他人群，就可能导致很大的后果了。他们是会带来负面外部性的人群。

对经济社会生活有更大的权力和主导，对防疫公共舆论及话语有更大的影响力，对防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够产生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l）作用的人，恰恰是最能防范、抵御COVID-19病毒的自然人。这里个人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之间的不对等，是不是有点问题？这里存在的系统性的“负面外部性”因素，是不是有点可怕？

这个情况，在全世界各国家与地区都是一样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

COVID-19，就是利用这一条特性，逐个地撕裂人类社会中的群体。

上篇引用了“外部性”的概念来描述COVID-19（Omicron）病毒的特征：个人面对的健康风险与整体的公共卫生风险之间是存在着极大不对等的，低风险人群的行为有巨大的“负面外部性”，会对他人健康及整体公共卫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一）》

有人问，如果说一个人打针对某种病毒的疫苗会有利于社会整体免疫能力的提升，属于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的话，那低风险人群感染COVID-19，无论打疫苗也好，自然感染也好，不都会有利于社会整体免疫么，是不是也会带来正面外部性？

必须要指出，狭义的“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对COVID-19恐怕是不适用的，狭义的群体免疫指的是防止感染，而COVID-19（特别是变种）非常强大，可以不断“破防”，使得一个人即便打过疫苗、得过病，仍可以重复感染，并进一步传染给他人。

笔者的总结：在低传播率（即低r0）、低破防率时，个人打疫苗或自然感染都会增加“群体免疫”，个人行为有正面外部性；但是在高传播率（高r0），高破防率时则相反：打疫苗或自然感染的人还会一再感染并到处传播，个人行为会导致负面外部性。此处，也是COVID-19的可怕之处。

这里，可以再引入第二个人们熟知的社科概念：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道德风险”指的是，当一个主体不需要为其行为所制造的风险担负责任并承担代价的时候，那么，为了某些便利和好处，他可能更加愿意增加自己的风险敞口。

最常见的是保险业。一个人买了保险，知道往后保险公司会帮助担负大部分的费用（例如财产损失、医疗费用，等等），那他只要稍微道德“不自律”一点，改变自己的行为，让自己更加大胆，出了问题，造成的是保险公司的损失。

另外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or too important to fail），一个公司如果自己已经大到一定的程度，自认为足可劫持政府、行业、公众/纳税人，出了问题政府和纳税人会来买单，那企业高管的行为会更加激进，更愿意通过提升风险偏好（risk appetite）或风险容忍度来获得收益。这也是典型的道德风险。

回到COVID-19（Omicron）。那些自我评估在病毒面前面临较低个人健康风险的个人或群体（“得了也没什么事情”，“大概率是轻症”，“最多在家自愈就可以了”），有可能为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便利及需要而提升风险敞口——例如出行、聚会、不戴口罩等。而其所创造的风险（“负面外部性”）的成本代价，是由其他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