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之道：“更为复杂”的外交实践

外交是卡塔尔自我定位的核心。其2003年宪法明确规定，卡塔尔外交政策“以通过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原则”。过去几个月与卡塔尔官员接触时，我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执政层对一件事满怀热忱：二十多年前那份抽象的政策承诺，如今已成现实。“这是份没多少人会做的工作，”国务大臣胡莱菲告诉我，“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像医生，努力为最复杂的病例找到对症方案，为他们开出所需的药方。”

卡塔尔从这项工作中寻求的回报，并非即时、有形的东西。它不追求投资机会、原材料获取渠道，也不要求在协议达成后的事务中拥有话语权。“他们从不向参与方索取任何东西，”一位近期参与过卡塔尔斡旋调解的人士表示。另一方的相关人士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只想被认可为一个有分量的参与者。”调解工作的成果——塑造地位、积累信任，进而深化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关系——才是其追求的回报。

负责处理全球危机的核心团队规模很小，小到一辆越野车就能装下。成员包括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Thani）、身兼首相与外交大臣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贾西姆·阿勒萨尼（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bin Jassim al-Thani），以及负责调解、争端与冲突解决事务的国务大臣胡莱菲。

据一位了解谈判安排的人士透露，埃米尔常会亲自致电各国领导人，劝说他们开启调解进程。今年3月，卡塔尔能让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飞赴多哈，参与与刚果（金）的和平谈判，靠的就是这一招。即便埃米尔不在谈判现场，也会通过即时通讯热线与在场人员保持联系，并参与重大决策。

卡塔尔埃米尔

“卡塔尔人会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角色，”《从海湾到全球：卡塔尔在冲突调解中的崛起》（Gulf to Global：The Rise of Qatar in Conflict Mediation）新书合著者桑瑟姆·米尔顿说。第一个角色是“中间人”：凭借能与所有相关方对话的能力，在积怨颇深的对立双方之间传递信息；第二个是“劝说者”：说服各方坐在一起协商达成协议；第三个是“促成者”：即为各方提供会面场地及其他相关服务。一位亲历过调解过程的人士表示，一旦各方入座谈判，卡塔尔调解人员常会巧妙调整和重新组织谈判团队间传递的信息，弱化挑衅性言辞或不合理要求的锋芒。

无论是担任中间人、劝说者还是促成者，支撑这一切工作的是卡塔尔的“资助者”角色。米尔顿提到，2020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协议的最终阶段谈判中，卡塔尔能“在短时间内安排400名塔利班代表飞抵多哈”。再往前推十年，卡塔尔承诺在和平协议达成后提供数亿美元援助，以此说服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与苏丹政府谈判。作为拥有无尽财富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其优势之一便是：大额资金的投入无需经过冗长的官僚审批或行政流程。

若问卡塔尔高层其外交工作的根源，他们常会提及本国“弱势者”的历史定位。卡塔尔地处一片格外贫瘠干旱的沙漠，几个世纪以来，它能提供的唯有庇护——为那些在别处被排挤的群体，包括政治难民与流亡者提供容身之所。卡塔尔国父贾西姆·本·穆罕默德·阿勒萨尼（Jassim bin Mohammed al-Thani）曾有句名言，将卡塔尔比作“流亡者的克尔白”——“克尔白”（Kaaba）指麦加禁寺内的圣石建筑，是穆斯林朝圣的目的地。两百年后的今天，几乎每位我采访过的卡塔尔人都用这句话概括本国精神。在他们看来，卡塔尔的小国体量与尴尬区位这些“劣势”，反倒成就了它最大的优势：不仅能与强者建立友好关系，还能共情弱者、赢得其信任。

和所有国家叙事一样，卡塔尔的故事也掺杂着选择性记忆、美好愿景与精心设计的公关策略等元素。但不同政治立场的受访者——包括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一位巴勒斯坦活动家与一位西方形象顾问，他们都曾与卡塔尔深度合作——都认为，卡塔尔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或许令人意外的原则性与真诚度。

巴勒斯坦学者阿扎姆·塔米米曾与哈马斯政治领导层在多哈共事，他告诉我，1948年“大灾难”（Nakba）后，巴勒斯坦人开始在中东及海湾地区四处寻求庇护，而卡塔尔对巴勒斯坦人的“额外共情”始终未变——这种共情体现在为加沙哈马斯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也体现在拒绝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但这一立场并未阻碍卡塔尔与以色列接触。2024年10月，长期与哈马斯谈判的以色列政治活动家格尔森·巴斯金（Gershon Baskin）独自前往卡塔尔，推动人质释放方案。他说，起初自己对卡塔尔人“心存疑虑”，但后来发现他们为实现和平付出的努力“认真且真诚”。他还提到，在多哈华尔道夫酒店办理入住时，竟看到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恩（Yossi Cohen）“和一群商人”坐在大堂——这个瞬间让他明白，卡塔尔的角色并非简单的“忠于哈马斯、敌视以色列”这种二元对立，而是“更为复杂”的存在。

封锁危机与外交转折

卡塔尔对外交的高度专注，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多年的激烈冲突。21世纪10年代前，卡塔尔长期遵循地区共识，之后却开始主动与邻国产生对抗——导火索正是“阿拉伯之春”。革命爆发时，哈马德埃米尔已执政15年。

和同时代许多人一样，他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受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泛阿拉伯主义”的启发：纳赛尔的个人魅力、对以色列的坚决反对，以及将阿拉伯民族凝聚为骄傲整体的愿景，使其成为地区偶像。在哈马德看来，“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浪潮，唤起了人们对自决权的古老渴望——这种渴望已被压制了数十年。在他的领导下，卡塔尔与地区其他大国分道扬镳，选择支持抗议者，为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的革命提供支持。

半岛电视台对2010年12月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的报道，是这一行动的核心。休·迈尔斯曾写过一本关于半岛电台的权威著作，他告诉我，尽管这家电视台并非国营机构，却“完全由卡塔尔所有和掌控”，其阿拉伯语频道常被用来“推进卡塔尔的外交政策立场”。他补充道，半岛电视台让卡塔尔“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获得了巨大影响力”。该频道向地区数亿观众播放抗议现场画面、街头采访和深度分析。2011年初，开罗一面墙上的涂鸦捕捉到了许多人眼中点燃革命的三大力量：“推特、脸书、半岛电视台”。同年2月，开罗解放广场的抗议者高呼“半岛电视台万岁”；一周后，穆巴拉克总统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