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国，就必须着眼于它悠久的历史

关注中西方治理传统差异，中国是“实效型”传统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本届大会主题强调“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在当下的世界语境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主题？

马丁·雅克：我认为要理解中国，就必须着眼于它悠久的历史。中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民众与治理的关系、民众所认同的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延续性。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和影响下，这些方面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种延续性依然十分突出。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中曾指出：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这么长久的历史中保持治理的延续性。我认同这一观点。

要理解中国，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独特性，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其他社会都不同。它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尤其是与西方的历史相比差异巨大。

当然，曾有一种在我看来较为傲慢无知的观点，它认为所有国家最终都会变得和如今的西方一样。自从我出版第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以来，这种观点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大幅减弱，但它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我认为它仍是西方社会的主流心态。

具体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在当下，治理是核心议题。

治理的本质是什么？治理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本质又是什么？民众对政府有哪些期望？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与西方传统存在很多不同。

例如，国家在中国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民众对国家既尊重，又期望国家能够解决各类问题，同时也看重国家治理的延续性和实际成效。这一点与西方社会存在明显差异。

总体而言，我认为西方的政客往往擅长言辞表达，却在实际施政成效上表现不佳。所以，西方的政治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言辞型” 传统，而中国的国家治理传统则是 “实效型” 传统。

比如，中国刚刚设定了新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这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阶段性的关键减排指标。西方也会设定各类目标，但政府是否能兑现承诺，往往并不确定，甚至这些目标会被淡忘，因为它们是在很久之前设定的。而且，西方政府并没有面临必须兑现承诺的巨大压力，尤其当政府换届，执政理念和政策可能存在差异，导致政策缺乏延续性。因此，国家这一概念，正是体现中西方治理传统差异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当然，我现在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谈论，一边是西方，一边是中国。但世界上还存在其他不同的治理传统。现在一个日益重要的趋势是，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理解并借鉴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传统。

要知道，全球南方国家占据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这些国家各具特色。比如巴西、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它们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拥有各自独特的传统。所以，在探讨中国传统时，我们也应该将其与其他传统进行对比，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更具深度和全球性。

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极具意义，希望这种对话能进一步发展壮大。

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正如您所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受到关注。您曾经提到过，当中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一定程度后，中国就可以作为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马丁・雅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19世纪之后，如何与西方打交道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成为世界舞台上新兴且极具侵略性的力量。在帝制时代末期，中国在多次被欧洲国家击败后，如何应对西方、实现自身发展一直是一个重大课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这段历史背景。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有其历史根源。曾经的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顺应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规则。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意义重大，为其融入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可以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适应”西方主导体系的阶段。

但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首次具备了参与定义全球体系、塑造全球治理格局的能力。如今，中国正快速推进实现现代化，在多个关键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我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尤其是在思想层面，中国需要逐渐成为参与塑造世界未来格局和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机构并非传统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比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上海合作组织等。这些机构实际上已成为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存在。我预见这一趋势将持续发展，并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关于“文明”“民族国家”等概念的学术讨论，都将在这一背景下展开。

“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是偏差的根源

需关注“中国是什么”而非“他们认为应该是什么”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一直呼吁“放下偏见和滤镜，才能读懂中国”。对于希望客观理解中国的西方观察者和学者，您会建议他们纠正哪些关于中国的关键误解？又应该如何建立更准确的认知框架？

马丁·雅克：这个问题很明确，也很有价值。我认为，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面临的核心问题非常基础：他们成长的文化环境包括政治文化与中国截然不同，而且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研究领域，有种观点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正是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不准确、存在偏差的根源，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思维范式。

当然，并非所有研究中国的西方人都如此。比如，在一些相对经典的研究中，像费正清以及研究朝贡体系的学者，他们的作品就没有明显体现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但总体而言，尤其是在当下，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仍受这种思维影响，导致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

正如英语里的俗语所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往往高度政治化，“不认同中国的制度”常常成为许多西方评论中国的出发点。

坦率地说，西方很多关于中国的论述都存在认知偏差，甚至可以说是无知的，他们没有真正关注中国的实际发展。中国的变化速度如此之快，如果不持续关注，就会落后于形势，无法理解中国的最新发展。如果西方学者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就必须改变研究视角：他们需要关注“中国是什么”，而不是“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是什么”或“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是什么”，必须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背景去研究。

我认为当前中国研究领域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挑战在于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和评论中那些对中国的谴责，这对客观的中国研究造成了负面影响。而机遇在于，当前，全球的人们有机会以全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国，这也得益于大众认知的转变。

回想21世纪初，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现在尽管很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依然知之甚少，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

比如，当西方民众购买中国电动汽车时，他们其实就在无形中否定过去对中国的一些固有认知，如“中国技术落后”“中国造不出好产品”“没人愿意买中国的东西”。他们选择购买中国电动汽车，就显然与这些错误认知产生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