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统筹推进的战略目标，要解决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五方面的离心力所带来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就是从2004年一直到2023年，三农问题（再次）连续二十年成为中共中央每年第一号文件，的确体现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其中，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2006年中国九亿农民告别农业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界标。从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水利建设，到持续加大对三农资本总投入的总量……，“农业现代化”涉及的每一个短板都曾经是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但是并没有真正扭转危局。“三农”危机成为上下朝野共识，但是解决的路径却关涉“道路之争”。

2017年中共十九大再次明确“新时代”的任务就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并把“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在以举国之力进行“精准扶贫”之后，2022年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即在“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即在新冷战遏制不断趋于极限的压力下，中国新发展格局能否为八十年代以来农村的“休克疗法”和WTO框架下中国农业的弱势地位补上长期的欠账，这是中国作为“一国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也是危机能否“转机”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第三世界通过社会主义打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封锁下的发展道路。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重建工业、农业两大部类之间的互换关系，以及新的城乡流动的格局。“工农联盟”曾经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大规模下岗、失地农民和民工潮冲击下面临瓦解，在今天或许能够（应该）获得新的表达，但它的前提是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主体性。笔者发表于2003年的《民工潮的问题意识》[36]（见本书附录）一文反驳了把“民工潮”视为专制主义下的“解放”——这种观点把世界范围内“贫民窟”都看成是自由迁徙的民主产物，也正是笔者在2010年前尝试提出“新乡土主义”的缘由[37]。“新乡土主义”面对的是加入WTO后中国城乡社会的双重危机，其构想是激活传统乡村社会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双重历史经验，以克服城乡分裂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的“新乡土主义”需要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城乡关系变革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从“保护型经纪人”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赢利型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更使得赋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还处于消极被动的中国农民，十年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其实，并不仅仅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依靠的是乡村动员和革命，1924年前后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已经是这个历史的预演。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新理解的。[38]

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摧毁了传统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这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源于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它表明了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十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逆转的城乡关系进行改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从而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走向。[39]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使命，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的力量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中，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地位，并在重建新的城乡关系中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起飞。这个关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强制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和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回馈——医疗卫生下乡、知识青年下乡等等，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被鼓励乃至强制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因此，当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工业化两头在外的市场化转型，三大差别急剧扩大，所有的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迅速往城市集结，城乡断裂则必然加剧，工农联盟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解体再度发生，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内卷化也无法抑制地重新开启。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描述了不同时代的城乡二元关系，“那时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信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里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40]。在他看来，市场关系下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已经断裂，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逆转。“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但这个目标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中消失了。也正因此，“三农”危机将持续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而解决这一危机，则意味着重塑城乡互哺的关系，也需要从这一视角去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以城市土地国有化和乡村土地集体化为前提。第一，它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动的国有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之上，也是城市公共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第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农民托底的社会保障，避免了贫民窟包围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在于，它保留了由于人口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土地空间，恢复了传统的土地社区性特点，让农民依靠土地养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给，这是依靠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功能抵御外部市场化冲击的方法。

而九十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资本下乡的市场化进程所引爆的严重危机，体现了国家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性，或者说悖论。一方面它推进的城镇化、市场化改革是引爆社会问题的源头，但另一方面，为防止社会解体而解决问题的动机也必然内在于国家的逻辑之中。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据人口进行调整的社会功能就完全被排斥，农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沦陷，乡村作为社会的解体就会急剧爆发，而不是相反。中国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从西方产权制度理论出发，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如梗在喉”，需要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而反对土地私有化主张的观点都认为需要完善而不是消除集体所有制。[41]

“三农问题”和城市问题不可分割。上海、北京为代表的中国的超大城市，人口数往往超过欧洲的国家，遵循西方城市化发展的“普世”逻辑是不可持续的。2017年北京爆发所谓“低端人口”事件，遭到很多批评。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是超大规模“城市病”的爆发，也是中国内部的“南方问题”。如果不能从宏观的城乡关系的视角上去处理，城市病就会继续以不同的“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出现，而且无解。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第三世界，就在于乡村振兴战略是否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完成“产业强、环境美、农民富”，不仅宜居、而且能够创业的广阔天地——一个年轻人回得去的乡村，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民窟问题。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热衷，有两个诉求。一是为城市扩张和土地资本化进一步创造条件，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二是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创造条件，一个期望但是尚未实现的目标。其预设是通过私有化大规模集中土地，走美国式农业的道路，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然后沦为外来农场主的农业工人。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如果能够成功，WTO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就不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为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土地私有的条件，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依然是失败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中国越演越烈的土地纠纷，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剥夺农民土地造成的，而不是为了发展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原因很简单，资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价值，而不是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彻底的伪问题。

在出口导向型市场化的逻辑下，中国工业生产过剩，农业生产不足，而是否确保中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一再成为论辩焦点。由于人地资源的硬约束，代表性观点是耕地和农业应该为房地产和城镇化让步，以耕地换增长，耕地红线束缚的“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粮食问题应该依赖世界粮食市场来解决。由此造成十年来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耕地面积减少了一亿多亩。[42]反驳的意见认为：全球年粮食交易量为4亿多吨，而中国的年粮食需求量为6亿多吨。中国缺粮，谁可以供应？十四亿中国人如何养活自己？中国农业之所以还有可能保持低价，一是因为中国还大量存在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养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赖粮食市场。二是中国的粮食省长责任制和中央储备粮制度，这些非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来的制度。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开始了严格的“非粮化”整治工作，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非粮化”包括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改种非粮经济作物等现象。但是粮食生产收益低是“非粮化”的主要原因。如何让耕地回归粮食种植，同时又能够让农民收入不下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这是一个需要解决却又难以解决的悖论。今天，世界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双重危机终结了论辩（而不是问题），全球粮食安全的红色警报已经高悬。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如何破解粮食安全，已经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

乔万尼·阿里吉在对非洲的研究中发现，农民的全面无产阶级化最终给资本主义部门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而非有利的条件。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补贴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自己生产了部分生存品。而一旦农民彻底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于瓦解，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必须为劳动力再生产承担全部代价，社会斗争也就越来越从乡村地区转移为城市地区，转移为争取工资报酬的斗争。非洲的道路建立在资本主义从部分无产阶级化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漫长过程，而东亚的道路则是建立在局部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的——这是今天的非洲低迷与亚洲崛起的区别。[43]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为中国市场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一方面是城市化过程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水库；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养活了农民自己，这一人口最大的群体，使得中国不需要依赖世界粮食市场来养活十四亿中国人口——这一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艰巨。今天的挑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能否够使得中国农业现代化真正具有超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这才是决定今天世界局势的关键。

《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英文版封面

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意味着把粮食和石油的定价权都交给华尔街，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的人质——该体系正是由金融资本所操控的。WTO之后的中国农业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卷入美国式农业的绞肉机中，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美国杀虫剂市场、种子市场、化肥市场之一，是其转基因农业产品的倾销地。大豆沦陷就是最鲜明的案例。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作为大豆故乡的中国是大豆净出口国。2004年在美国农业部、芝加哥金融交易所和华尔街金融抄家的操控下，中国遭遇严重的大豆危机，70%的油榨企业倒闭，大豆种植业被重创，跨国四大粮商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用进口转基因大豆割裂了中国大豆的产业链。外资涌入的结果就是中国失去了大豆的国际定价权，并严重依赖世界市场，成为粮食安全中最危险的一环。近十年来中国大豆的自给率仅有15%左右，进口量占全球大豆出口的60%以上。虽然中国努力实施大豆进口替代措施，但举步维艰。

2019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大豆进口60%以上的市场来源。2023年5月巴西卢拉总统来访，我有机会与随同访问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的领导人João Pedro Stedile有一个小范围的对话。他对中国为什么要在巴西购买这么多大豆表示不解和不满，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大豆生产商都是大庄园主，平时居住在美国的迈阿密。这些巴西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场在中国市场大获其利，但并没有为巴西的百姓带来利益，巴西百姓正在重新陷入饥饿。

其实，巨量购买美国和巴西的大豆正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的代价。自苏东解体的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全方位逼迫发展中国家打开农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小农普遍濒临破产和饥饿的境遇，另一方面则是出口导向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粮食出口——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严重失衡的大地产制度，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和无地农民被排斥在这一现代化农业体系之外，正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典型表现，其后果就是超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和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运动，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和印共毛派领导的农民起义。

回到巴西的例子。巴西土地大部分被掌握在少数农场主和跨国资本手中，极右翼博索纳罗执政期间能源私有化和土地集中化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国家资产被私有化，低增长、高通胀和去工业化和再初级产品化趋势明显，就业恶化、人民重陷饥饿。2016年至2017年，大庄园和数量和范围有所增长，拥有1000公顷及以上土地的农业企业占总数的47.6%，用于养活巴西人民的农作物主要由家庭农业即小农生产承担。2022年巴西有3310万人遭受饥饿之苦，1.252亿人生活在一定程度的粮食不安全中，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社会运动组织是卢拉总统的主要支持者，其成员在卢拉政府的任职将致力于恢复家庭农业投入，包括机械、生产和商业基础设施投入，也包含粮食收购和土地改革政策等。2023年以微弱多数第三次当选的卢拉政府执政初期，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重设发展、工业和贸易部，明确其目标在于重新工业化，提升工业化水平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卢拉政府访华期间，特别提出的合作项目就包括适合小规模农业即家庭农场业的技术与扶贫项目。[44]

新世纪以来，上述国际四大粮商为代表的国际大型粮食企业集团强化了对全球粮食产业链的控制，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控制了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与仓储设备，已全方位进入中国粮食市场的竞争，危及中国的粮食主权。在这个意义上，巴西、印度与中国都共享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普遍命运。中国的“新乡土主义”如何与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组织建立起“精准团结”和连带的关系，亟需建立新的阶级分析和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视野。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市场上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没有定价权。被世界粮食市场的金融化过程所胁迫，是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丧失的表现。在此境遇下，中国的粮食安全危机并非耸人听闻。1990年，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国务院成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2000年成立大型重要骨干企业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作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主力军，以平抑海外资本巨头对中国粮食生产链的强大冲击。2021年更是扩大全国的仓储设备建设项目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是粮食存储的高成本、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的不断爆发，也是这一制度面临的挑战。

今天的世界格局下，粮食安全已经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关切。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方针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并力图解决种业失控局面。习近平从2012年开始反复强调要求“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并特别提到大豆问题：“大豆等种子讲了多少年，但突破进度还是很不理想。要拿出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干劲，明确方向和目标，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研项目，早日实现重要农产品的种源自主可控”[45]；“像大豆、棉花、玉米、小麦等一些大宗农产品生产，要抓紧研究部署，该扩大产量的要果断下决心，不能让人家拿住我们！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大事！”。[46]种源安全已经是农业中的“芯片”问题。

另一方面，全球性粮食暴涨暴跌与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往往如影随行。现代农业体系作为能源高消耗产业，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有强烈的联动，一个高油价的市场不可能长期保持低粮价，因为这意味着用国家的钱为国际热钱的操控买单。粮食与石油暴涨暴跌的背后往往是国际热钱的直接操控，也是席卷全球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序幕，并直接关涉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重新思考“新乡土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有机农业生产模式和社会模式，刻不容缓。而如何重建乡村共同体和集体经济是首要问题，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单靠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如何重新以乡村建设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想象之上，以此来倡导新的乡土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否则，只能沦为社会分裂与冲突的创口贴，它的背后将是政权合法性的丧失。以乡村为社会本位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论辩与实践，新乡土主义在“中国道路”的讨论中，应该获得新的理解。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一个依然深刻制约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历史过程。我们也需要在这个视野中去理解、判断和反思围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争论，它将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

2022年，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出版，收入了十八大以来文稿（讲稿）61篇，其中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从首发的文稿中，可以发现了他把当前视为“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特别是2018年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能力、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决心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四十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47]

重塑“城乡关系”、“工农关系”，要为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补课，这一新的历史“卡夫丁峡谷”并不容易逾越。最新的消息是2023年7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48]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正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政治。

六、农民与土地：城乡关系、集体经济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的土地制度，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败与否的关键。城市土地的国有化与农村土地的集体化，城乡二元土地关系上的城乡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工农联盟的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到毛泽东时代消灭“三大差别”、今天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都是不同历史阶段探索城乡现代化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破解第三世界发展的难题。如何让城市化发展不是加剧城乡差别，而是城乡融合？如何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寻找解决之道？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关键。

今天农村的集体经济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是从输血走向造血，是两个不同的战略步骤。自上而下的扶贫资金要有农村主体的有效承接和转化，但如果基层组织弱化、散化和黑社会化的现象不能扭转，个别的成功案例就很难大规模推广。

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土地买卖受到地方习俗的制约，具有社区保护性质。晚清以来，乡村的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化，伴随的是村社保护的瓦解，它导致“土豪劣绅”横行，使得乡村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九十年代以来，有一种论断认为新中国土改是错误，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地主，地权很均衡，土地并没有高度集中[49] ，以此论证中国的土地“正是由于不能私有化，才造成两级分化”[50]。

但这里有意忽略了在地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区别，晚清以来大量不在地主的城市工商资本控制了农村资本和土地，形成了大量恶势力。他们一方面欺压农民，另一方面从国家套取权力，变成土豪劣绅，国民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其实要打倒的就是这一批势力。新中国的土改，很多是直接把“不在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给佃农耕种。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大公社制退回到小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上还是与原来村社的界限是吻合的。这是中国农村人地高度紧张的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土地所有制，排他性的土地村社保护所有制有其历史合理性。

八十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护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的承包经营权，强调社区所有，离开村社的人的土地集体能够回收，按照人口变化进行重新分配，依据的依然是土地社区所有权的概念。耕者有其田，就是让村社有能力的人耕种，村社集体能够自主决定土地规模经营的方式，以实现最大的效益使用。

而现在集体土地所有制有可能被架空，是因为承包经营权的固化。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村社所有权的体现，只有农民才有承包权。建立在承包权固化基础上的经营权才可以放开和流转，这是经营权市场化的前提，目的是使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成为可能，也解决抛荒问题。但是它可能导致的问题是集体不再有优先权，往往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失去对外来资本投资土地的控制权。这样集体所有权就有可能虚置。

今天中国面临的千年未有的土地制度的变局，其实就是农村社区土地所有权还能不能坚持、是否需要坚持的问题。一旦社区土地所有权不能坚持，就会有大量新的“不在地主”进入。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意味着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乡村主体，既是政治主体，也是经济主体，舍此，乡村振兴就很难完成。集体所有制下的承包权保留的是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是社区所有权的体现，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农民设置的土地制度的红利。但是这种起点的“公平”并不必然保证结果的公平，需要警惕的正是起点公平的设置可能恰恰为社会两级分化开辟道路，这就走到了反面。

第二，集体经济如何在市场经济里面存活？这是关键，否则集体经济只能是扶贫的形象工程，或者套取政府补贴的空壳合作社。由于小农经济的弱势市场地位，单干的农户基于土地的农业经济效益很低，农民宁愿去打工也不种地，大量土地因此抛荒。这样，起点公平的红利事实上就处于虚置状态，这意味着农民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兑现红利，土地资源也就浪费了。

因此就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把承包权固化，在此基础上分化出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市场化，把能够实现土地红利的外来力量引进来，让大资本进来，让外面的经营大户进来，形成新的市场经营主体，使得红利能够兑现，然后再按照土地入股进行分红或给与土地租金。土地入股，起点公平，但背后的逻辑是农民作为经营主体的放弃。

把土地社区所有制的红利兑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有公平的考虑。但是，经营权的市场化能否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种种问题？一方面，鉴于农业的弱势市场地位以及粮食的公共品性质，中国的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紧张关系，农业的市场化风险很高，土地承包权的市场化其实是增加了地租的成本和农民谈判的成本，土地流转能否成为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推手，形势并不乐观。而一旦在市场中失利，承包权所绑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会落空，农民也就丧失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打破了土地村社所有权的限制，为外来大资本去农村圈地，套取国家资本等行为打开了后门。今天的共识是，原子化的小农需要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分歧是在于如何组织化。主张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或外部资本做规模农业，让它们扮演农村经济再组织化的功能，也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这一派观点声音很大，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也是土地确权流转面临的最大质疑。因为，土地经营权一旦出让，再拿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农民事实上就会变成失地农民，两头踏空，沦为失业大军，这个数量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由此，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基础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够承受的政治后果。

第二种选择是重新回到集体所有制解决一揽子问题。回到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集体所有制作为组织化依托，以村社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单个农户作为实施规模经济的主体。把经营权稳定在村社内部，由村集体进行招标。不是拒绝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以村集体作为主体，由村集体行使经营权进行市场招标。通过强化村社集体的谈判权，真正解决问题，团结起来寻求力量。

因此，怎么样把土地重新流转回集体，抵制私有化，把小农重新团结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应对市场，并以此承接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资金，开辟一条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之路？

而要使更广大的基层党组织与中国的农村发展之间形成新的配合，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来破解，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实验来配合。2017年我在《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51]（本书附录）一文中讨论的“塘约道路”，今天依然处于争议之中。

时任毕节市委书记的周建琨是“塘约道路”的主要支持者，而他在2022年11月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调查、2023年6月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问题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利用扶贫项目谋取私利，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52]因此，“塘约道路”也被有些人认为是靠财政输血制造出来的假典型。但根据2023年3月公布的消息，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村级实践交流基地名单中，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依然入选其中。[53]

2022年，我参加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严海蓉教授召集的“集体经济、族群文化与乡村共同体”研讨会，围绕“塘约道路”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54]我在发言中指出乡村再组织化的路径之辩：第一种是资本下乡塑造乡村，外来资本如龙头企业也是一种组织力量，但有利有弊。第二种方式是精准扶贫，从城市输入第一书记（尤其是东部对西部）使乡村发展获得市场空间和资源，但并不长久。第三种方式是党组织的资源直接注入乡村。从塘约道路开始，党的组织建设延伸成为乡村再组织的资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乡村提供了一种非市场的资源，农民不需要为这样的组织成本付费，却能够将内生型发展和外生型发展结合起来。

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有很多基层组织只能应对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村庄内生的组织资源不足或者组织动力不够，从而整个村庄缺乏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能够真正解决造血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担心当扶贫资源撤出，乡村会产生大规模的返贫。乡村振兴要建立长效机制，其中的核心是组织资源的可再生与可持续。

在“塘约道路”之后，一个更大规模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验是在山东烟台进行的。推动者是时任市委组织部长的于涛，一名70后的优秀女干部。她的思路来自三本书，一本是习近平1988-1990年在福建宁德地区工作的文集《摆脱贫困》，一本是1955年毛泽东时代中央办公厅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另一本就是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塘约道路》，她把这三本书分发给村干部们去学习。她自己钻研了大量党史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文献，也做好了改革先行者的牺牲准备。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撰写、2021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烟台纪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路》[55]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在序言中高度肯定了这一实验。它的基本原则是入社自由、责权清晰、按贡献分配。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为合作社，明确是职务行为，不是人个人行为，保证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确保集体股保留决策权与否决权，分红向普通社员特别是老弱病残倾斜。从2017年到2021年，全市有三千多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近一半，入社群众43万人，成绩斐然。

但是2020年底，于涛出乎意料地从烟台组织部长的职务上被调离到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任局长。2023年3月她被免去局长一职，6月她担任省委巡视组组长的最新消息见报，从级别上提升了半级，但是却远离了她的社会实验。目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验在吉林松原[56]和安徽芜湖[57]都有蓬勃的开展，但是，这些地方探索并没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推广。

党的组织系统支持下的塘约道路和烟台经验，着眼的是乡村社会发展、集体经济和党的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而要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社会和经济再组织的主体和能动力量，则要化大力气重整基层党建，并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去抓才有可能。从烟台的经验看，以党组织介入的方式，减少农民的社会和经济的再组织成本，可以有效的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本核算，是城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探索。但是它涉及中国乡村社会组织再造的复杂过程，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经济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和角色转换，也极容易被扣上重回“极左”路线的大帽子。

事实上，“新乡土主义”作为小农经济的新型集体化发展之路，依托各地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禀赋的社会实验，在中国大地上一直不断涌现，各有特色，已经有大量的案例和实践，亟需总结经验发扬光大。只有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的社会分化（后果就是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是今天的中国不能承受的——如此，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是“新乡土主义”的最后旨归。

吉林“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

在本文写作的最后阶段，也就是7月初，我有机会调研了云南大理洱海上游一个传统的白族村落古生村。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在此建立了“科技小院”模式，就是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派驻到村子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方式解决农村生产实践问题，一种探索新型知识分子与科技下乡的模式：它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科技供给与传播的困境。

“科技小院”的名字来自于村里的老百姓说，你们搞科技，把科技带到农家了，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我说太好了，这太接地气了。我们几个人就一起给科技小院下了个定义，是在农村生产一线的，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国营农场的产量水平要比一般的小农户高30%，合作社的要低于国营农场，但又比小农户高20%左右，关键在于技术的到位率——技术到位率差异的背后也是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差异。由此我才知道，中国农业大学从2009年开始在全国已经建立了139个科技小院，并带动全国建立了一千多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222种农产品，覆盖国民经济农业行业中农林牧渔业的59个产业体系。

2020年以来，科技小院模式7次写入中办、国办与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重要文件。2022年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支持全国31个省份的68个培养单位建设780个科技小院。同时，科技小院模式也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推介，已推广到老挝和非洲8国。[58] “科技小院”的故事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是如何自下而上进行扩散，也是今天“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故事。

在古生村有14个功能不同的“科技小院”，常年有20多位老师和100多名研究生驻村进行洱海源头农业污染治理和绿色高质量农业育种实验。我到访村子的时候，正碰上新来的一批同学们开动员和培训大会，同学们鱼贯上台热情地分享经验。当我在电脑上打下这些文字的当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组建的一支包括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合作伙伴在内的调研团队正在大理开展第二次调研，大家都对这个“科技小院”模式充满了好奇和期待。而我自己在调研中发现，科技小院进行育种实验的高标准农田是由国营云南农垦出资流转的，在绿茵如织的大地上家庭承包地的白色水泥分割线却隐约可辨，原因是拆除水泥田埂的补偿费用很高，农场无力承担，而租地的费用（每年每亩2000-2400元）也拉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使其优质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这也引发了我的思虑。由于“科技小院”的模式并不直接介入农村社会组织的再造，而是分布式、插入式垂直科技输入体系，也同样面临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普惠的问题。而原子化的小农经济能够靠“科技小院”变成规模经济吗？张院士2009年第一个“科技小院”建在河北曲周县，当地都是小农户、小地块，没有规模化的经营，代表着中国90%的农村情况，“我们要了解小农户是怎么种地的，要怎么帮他，所以第一个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

后来，张院士把科技小院带到了吉林梨树县，那儿有专职种地的专业农民了，每家地都不小。后来，又到了黑龙江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规模更大，机械化程度很高。张福锁院士反思道：“14年后回过头看这个事，发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快，梨树的合作社到现在仍然是有大有小，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至今全国也没有几个能模仿建成”。[59]这让我不禁遐想，如果“烟台经验”和“科技小院”模式能够结合起来，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小农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路来呢？

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是在农业农村部。为了实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农业农村部制定《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中规定的任务，是要在中国18亿亩农田中确保在2022年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到2015年累计建成10.75亿亩。高标准农田是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属于“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土壤肥、旱能灌、涝能排、无污染、产量高”的稳定保量的粮田。即通过对中国土地资源的统一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和产业化，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这主要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比如2021年中央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787.82亿元，同时推动地方通过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债券、土地出让收益等多元化渠道安排88亿元，支持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60]

但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确权登记颁证，赋予了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十九大宣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究竟如何进行，尚存在一系列需要破解的问题。

2022年政协委员的调研发现，一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标准偏低，有些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吃紧，补齐缺口的配套能力跟不上。二是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普遍缺乏有效的管护，“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是由农户、承包人管，还是村委会管、村集体组织或者由合作社管？几乎没有人能明确回答”[61]。高标准农田建设最重要的问题正是小农经济形态下乡村社会责任主体与农地的关系。

解决“三农”问题是融合国家与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组部、民政部和农业部都有各自为政的逻辑，它们之间如何统筹、协调推进，尚需新的破局和变革。而今天，它的底线有四条，即“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62]而这四条“必须守住”的底线也是高压线，它们是互相制衡的紧约束关系。如何在这样复杂的悖论状态中破解“三农”危机的地雷阵，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艰巨严峻的史诗过程。

“要把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对探索创新中遇到困难的要及时给予支持”[63]，这是2023年最新的《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的部署，也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工作模式。但是它的成功要依赖一系列中间环节的协调和博弈，既是九龙治水，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持久战。今天，中国正努力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经济新格局，这将如何催生出新的城乡局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对此交出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答卷？我们都需要以历史的耐心或拭目以待，或侧身而入。

七、结语

《乡村与革命》2014年在中国出版，“中国新自由主义批判三书”的副标题其实是中文编辑加上的。这一年，乌克兰爆发美国插手下的广场革命，亲俄派被赶下台；战乱下的伊斯兰国正在崛起；而欧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难民潮——世界的危机时刻正在降临，本书也可视为对这一危机的回应。

本书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九十年代——二十世纪革命的至暗时刻。作为对二十世纪中俄革命的辩护之书，它是中国知识界九十年代以来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问题大讨论的一个缩影。以中国的“三农”议题为代表，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中俄革命问题上的激烈论辩，关涉的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大问题。它延续了革命与现代化作为时代转换的范式危机，但不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中拯救“民族国家”，接续革命。

从第一章2004年发表，到2013年集结成书，再到2023年英文版面世，前后二十年的时间，见证并卷入了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围绕“中国道路”的激辩。这一激辩在今天依然以各种方式顽强延续——俄乌战争和“新冷战”的阴云可以视为这一激辩的现实篇章。理论与现实相互映照，书中对历史的检讨始于19世纪中叶俄国与英、法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在20世纪尾声俄罗斯关于“脱亚入欧”的内部论辩：这一论辩在今天21世纪的俄乌战争中趋于终结，现实给出了最后的答案；而由此触发的世界粮食危机正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写照。

“中国式现代化”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其所经历的苦难、艰难与曲折其实是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危机的投射，其崛起也是全球南方的典范——它冲破了被封锁压制的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而中国道路是与二十世纪中俄革命，与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问题只在于如何叙述这一历史。它一方面需要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视角下对中国革命“民粹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需要直面右翼自由主义对中俄革命的攻击与否定——作为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终结”在中国的回响，它致力于通过否定列宁主义和二十世纪中俄革命的合法性，为新冷战开辟道路。而这两个相反的理论思潮在中俄革命的农民问题上汇聚并达成共识，复活了“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古老争论，共同致力于遮蔽“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历史探索所具有的世界史意义。

从欧洲出发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道成肉身，它需要在今天危机四伏的世界地缘政治冲突中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压舱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困境的人类发展之路：人民的全球化。它的挑战、危机与希望并存。

被封存的历史需要重新面向生生不息的现实政治打开，这或许是本书英文版的意义。笔者在中文版的后记中交代了本书产生的复杂故事，也感谢了众多帮助和支持的师友，这里不再赘述。英文版特别增补了两篇附录文章《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和《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以呈现中国“三农问题”的延续：现实中的复杂肌理，以及理论探索的历程。

在二十多年写作与思考的过程中，我曾赴新疆、西藏、云南、贵州、河南、山西、浙江、安徽等地不同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大大小小的调研，这些调研极大地帮助我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状况，并收获了很多新老朋友们的协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这里，特别感谢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毛颖辉副教授，2019年十一长假期间（正好是世界疫情爆发前夕），她和可爱的维族同学西米（作为翻译），陪我到南疆图木舒克和喀什地区的疏勒县等维族村庄走访考察，使我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基层情况有了真切的认识；感谢在2016年，作为中央电视台援藏干部、时任西藏电视台台长的老同学王跃华对我在西藏调研给与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美国学者 Michael Zukosky 教授大约六年前曾为本书所做的翻译工作。只是由于他采用的多为“意译”方式，而原书稿涉及九十年代以来复杂的中国学术语境，一些问题的表述和理解很容易产生混淆，对于一位西方学者来说，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这也导致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译本与原书稿产生了偏差。六年来，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希望尽可能保存当初中文书稿中辩论的时代气息，为今天中国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历史的底本。虽然Zukosky教授的译本没有采用，但对于他的付出和努力，我心存感激，也期待他的批评和指教。

特别感谢为此英文版本付出辛勤劳动的译者张殷豪，这位年轻学人以认真、踏实与严谨的态度帮助我修订了若干脱误，也使得英文版书稿终于得以出版，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的青春气象。感谢老朋友高默波教授惠赐长篇导言，为本书的论题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历史资源，帮助澄清论辩的来龙去脉。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乡村研究的重要贡献，曾给与我宝贵的启发。而他此次为英文书稿进行的重要编辑，也为本书进入英语学术界搭建了不可或缺的桥梁。感谢谢葆辉教授对本译稿的修订和付出的劳动。感谢Jacob Dreyer 对本书出版的肯定、支持与协助，以及他不断的催促和耐心。再次感谢林春教授坦诚的批评、持续的鼓励建议和帮助，没有这份支持，这个英文版本很可能就半途而废了。严海蓉、苏珊玄、林春峰都以不同的方式帮助过此书稿的翻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2014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转移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工作，也对两个学院同事们所有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感谢熊节帮助我对巴西的农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我们共同合作在全球南方国际传播领域的探索正在启航。感谢翟庭君（Ting Quan Chak） 对此章英文译稿的最后修订意见。

2023年7月13日，完稿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