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今天的全球冲突标识为“文明冲突论”的欧美右翼战略家不过是拿非西方“文明”作为帝国主义暴行的替罪羊，实质是欧洲“文明等级论 ”的翻版。当代欧美法西斯主义失去内外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危险的存在，这一格局需要从热战和冷战的源头重新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在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金钱炮弹庇护下生长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同一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产物。

亨廷顿《文明点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英文版封面

跳出“西方文明论”历史叙述的牢笼，才有可能超越“新冷战”，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或不同文明的“断层线”，而是后冷战时代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对应物：种族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是今天世界范围内战争的来源。把中东冲突看成伊斯兰的推动力，而“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这种“文明种族论”本身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因为它事实上把世界划分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二元世界——这正是冷战的起源。“在西方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联系”，[10]

这样的文明论遮蔽了源于欧洲的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灵涂炭，以及更重要的，抹杀了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贡献——它是二战之后新旧冷战和俄乌热战的起源，哪有什么“和平转移”？不过是冷战胜利的帝国主义者的强词夺理。

第三世界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依然强大，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步履维艰，中国也奋力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芯片制裁中寻求突围，“芯片冷战”事实上已经如火如荼，背后的“粮食战争”则从未停歇。在这个意义上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一律视为理论上的敌人，是丧失历史意识的表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论述了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两种原则和两个阶段，即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就应该比任何人都坚决地给予支持；而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就要坚决反对。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与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今天或许可以加一句，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11]，其背后是以阶级利益为最高诉求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

民族主义当且仅当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并推动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运动时，是需要支持的，但是当它以种族、部落或宗教为边界追求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就必须批判和反对。事实上，在铁与火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其民族理论和实践追求的从来不是民族隔绝，而是民族融合，是弱小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团结——这是唯一能够对付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出路，它需要在失败中浴火重生。而没有社会主义的背书，帝国主义时代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并不能解决新老殖民主义问题。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

2023年6月24日，俄罗斯爆发“瓦格纳事件”。普京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将之称为俄罗斯的“1917”，他指的是俄罗斯帝国一战的胜利果实被“偷”走了，结果是国家的崩溃和内战，兄弟相残；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的讲话则将之类比为1941-1945斯大林领导下的反法西斯保卫战。

两种不同解释的背后是俄国历史意识的分裂。一位全球南方的朋友在微信群里发言：History is not a straight line. But the ghosts of the past （October 1917） are still present in Russia. I don't think the people will currently allow Putin to be displaced, I don't think this coup group are communists, but Russia has no choice to lean into its great history of resistance and resilience. 在这个意义上，对1917十月革命的否定（同时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肯定），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和列宁主义的否定，正是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悲剧无法终结的缘由，虽然瓦格纳事件暂时落幕。

三、冷战红利、“特许”工业化与全球北方霸权的形成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如何超越冷战胜利者的叙述逻辑，重新讲述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视角回看，以下问题或许到了需要重新澄清的时候。

首先，需要重新解释二战后北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的条件。美国通过杜鲁门主义（支持希腊和土耳其右翼独裁政权、逼退苏联）和马歇尔计划有效遏制（翦灭）了欧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高涨的社会主义力量，直接豢养出欧洲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代价则是北约军事框架下欧洲国家的主权让渡——它是今天俄乌战争中欧洲立场的渊源。由此，欧美农业资本主义凭借先发国家的优势进行巨额补贴并占据世界粮食市场，成为全球北方霸权的重要部分。

其次，需要解释亚洲四小龙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起飞的因素。这个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教案，其实来自于冷战红利。为了围堵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了我将之称为“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下的“工业化”残酷进程，即以巨额美援加白色恐怖下的军事独裁完成工业化起飞的原始积累，两者缺一不可。代价是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的弃守（表现为粮食主权的丧失），以及非独立主权地位——美国的新殖民地。韩国朴正熙时代和中国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反共军事独裁，美军基地长官主导下的日本强制“土改”，以及更重要的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提供军需，是亚洲版“北约”实现工业化起飞的条件。

来看中国台湾的例子。关于台湾战后工业化起飞的原因的解释，目前岛内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主流观点把日据时代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基础，肯定美国外援和民间资本对战后经济的作用，批评和否定国民党与公营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民进党台独的意识形态相呼应。

非主流观点则认为战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和公营企业是台湾工业化起飞的关键，以瞿宛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17）、《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转型》（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0）为代表。

第三种观点认为战后台湾是美日支配下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可国民党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批判国民党公营经济和官僚资本的低效，认为民间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代表人物为旅日马克思主义学人刘进庆[12]。

其实，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的成功需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外援、政治庇护和内部经济民族主义的官营、民营资本的合力。今天台湾经济的衰退，是其依附的资本主义体系冷战红利衰竭的表现，也是主流（独派）一心想再绑上美国新冷战之战车的“乡愁”渊源，而这一红利恰恰是以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为前提的。

邱士杰《刘进庆思想评传：战后台湾经济的左翼分析》台大出版中心2022版

与此可类比的还有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代表的“依附性发展”的拉美案例。同样的“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同样无法避免的“依附”后果：巨额债务、初级产品出口、城乡分裂为代表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国家失败”。七十年代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作为美国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休克疗法最早的试验场，在依靠大量美援的基础上，弗里德曼盛赞皮诺切特成功阻止了四十多年来智利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撕破了民主的外衣，却抵达了自由的核心。[13]

所谓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指的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需要西方霸权支持下的枪炮为之开路——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正是被推销给智利的样板。而70-80年代美国支持下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发动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以残酷镇压左翼人民力量为代价，在短暂的繁荣后，给阿根廷带来的则是长久的衰退和债务危机。而巴西在1964-1985年长达二十年的右翼军事独裁所完成的工业化发展之后，也陷入被世界银行命名的发展中国家无法逃脱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去政治化”的概念，遮蔽了背后冷战逻辑所造成的依附性红利及其代价：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去工业化”过程，它实质上代表的是霸权对依附性“特许体制”所划定的经济发展的极限（边界）。

因此，在成功打压了70年代不结盟运动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主义实践之后，美国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和非洲）推广“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传播学已经不可能成功，因为它选择忽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冷战的因素，并把所有问题都归于国家内部的制度。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的国家改革成为“发展”的前提，这也是苏东解体后所谓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手。而被这些浪潮清洗过的多数国家最终沦为“失败国家”，不仅发展中断，更成为21世纪欧洲难民潮的集中输出地，并催生出今天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强劲崛起。

继冷战时期扶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第一岛链完成其“工业化”之后，今天的美帝国再度对于第三世界的“再工业化”诉求进行意识形态甄别，印度和越南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许可证是依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遏制而进行的。

除了正在被推向“军事化”和“乌克兰化”的岛屿台湾，正在积极谋求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加强“伙伴关系”的印度右翼莫迪政权也因此备受瞩目。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被舆论普遍认为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布下的“巨大赌注”，美印在国防、半导体、关键矿产、高技术以及太空合作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协议，甚至很少与非盟友国家分享的一些关键技术也赐予印度。印度则对利用“新冷战”工业化发展的红利跃跃欲试。

被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莫迪之前因为“反穆斯林法”引发大规模骚乱和冲突，曾被美国认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和人权，而现在他们站在一起互相称颂彼此的民主与自由，庆祝共同属于“民主国家”的阵营。那么，新冷战的红利会使得印度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它的代价将会是绑上亚洲“北约”的战车，并且背离曾经主导的“不结盟运动”精神。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冷战格局下，美国动用政治和军事方式豢养右翼反共意识形态下“特许经营”的工业化，并以此作为冷战的基石。在欧洲，一手输送北约军事保护伞，另一手用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再造了欧洲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亚洲，依靠输送资本加扶植军事独裁的右翼民族主义，助力其完成工业“原始积累”过程，以打造围剿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岛链，这就是“自由民主阵营”从欧洲到亚洲工业化起飞和现代化发展的秘密——这两个阵营正是今天美国发起“新冷战”的联盟。苏东解体之后，与非洲和拉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需要与正在形成的新冷战局势结合起来分析，也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同与拉美和非洲工业化道路中必须纳入考量的政治路径。

正是在参与苏东解体之后的经济转轨“休克疗法”过程中，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发现美国对待波兰和俄国的区别是决定其转轨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就是西方社会能否愿意提供足够多的货币稳定基金，并减免外债——这些是“市场自由化”的前提。波兰的成功转轨与南斯拉夫、苏联的解体的区别就在于此。

在1991年和1992年，我曾经设想美国会为俄罗斯改革的成功打气喝彩，正如美国为波兰的成功所做的那样。后见之明，我甚至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波兰被美国的战略家（包括第一任布什政府内的那些战略家）视为西方联盟的东翼。波兰毫无疑问是欧盟的候选成员国，事实上它也是北约（NATO）的发展对象。支持波兰毫无疑问等于支持西方自身的利益。我曾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俄罗斯身上，但我现在怀疑切尼和天尔福威茨是否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俄罗斯注定不会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成员，更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它仍然是一个拥有2万多件核武器的国家。在切尼和天尔福威茨所提出的“零和博弈” 的思路下，我理解了支持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快速恢复被乔治•布什的白宫和国防部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14]

七国集团拒绝减免俄罗斯所承担的前苏联外债，并警告俄罗斯如果停止偿付，紧急食品授助将被推迟。“西方七国对外债偿付的坚持是残酷无情的、短视的，它使得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到1992年早期出现枯竭，具体发生的时间是1992年2月份”。[15]

作为八十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发展经济学家，萨克斯发现阻碍第三世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巨额债务危机，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即“临床经济学”：发达国家要基于解决问题的援助，即帮助建立内外结合的综合调整体系并减免债务，以区别于里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把问题推给贫困国家自身。

“并不是贫困国家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本国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仅仅是从好的治理结构、紧缩预算或者进一步改革中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于进一步减免债务、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以及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开放贸易”[16]。他起初并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不愿通过支持俄国转轨而尽快结束冷战，但他写于2006年的上述观察，其实已经预告了俄乌战争的爆发：虽然社会主义苏联已经解体，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敌对没有也不会改变。在这样的情形下，冷战转化为热战就是必然的逻辑。

萨克斯的故事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生自发的，它需要的政治条件更重要，也更严酷——即必须顺从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诉求，而国家制度则是这些内外因素聚合的结果。在最近讲话中，他愤懑地批评美国不仅不关心世界上的穷人，现在连自己国家的穷人也不关心了！这位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2000-2015）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2015-2030）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终于发现，诉诸富国的道德和良心发展，并无救于世界的贫困与发展问题。

俄乌战争以来，萨克斯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表演讲，已经是著名反美反战人士，他发现“全球发展问题”被美国视为“零和游戏”而不是正和博弈，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发展的敌人，也成为自己的敌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美国被军工复合体绑架下的债务危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天量债务的根源，戕害了美国自身的发展，军工复合体正在摧毁美国和整个世界。[17]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新鲜的却是现实正不断驱使更多的人走向这一论断，萨克斯本人不再相信这个时代可以“终结贫困”——这本是他上述2005年出版的书名，一个后冷战时代乐观主义的普遍信仰。

萨克斯《贫穷的终结》英文版封面

其实，我们可以借助萨克斯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起飞需要资本积累和世界市场准入这两个条件，而它们并不能从内部自由自发地产生。

19世纪以来，以英国工业化为代表的欧美是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供养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并由此形成工业化垄断发展的霸权。战后北方福利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冷战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收买和让利，而苏联的解体则终结了这一过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杀死了福利资本主义，跨国资本的全球逐利抽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民族基础，也断送了了战后冷战红利庇护下第三世界右翼民族主义买办的“依附式发展”。

而苏联则代表了另一条道路：在突破以北约为代表的北方帝国主义霸权过程中最终失败。“苏联”这一超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基于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联邦的政治构想和实践，最终退守为以族裔为边界的俄罗斯大民族主义（以及一系列以民族为边界的政权）——这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悲剧，即便如此，制裁与追杀并未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对苏联诞生与解体的世界史考察，离不开其与帝国主义贴身肉搏关系的视野。

以1929年苏联处于其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期为例。由于苏联出口资源严重不足，主要靠农产品，而美国恰在此时爆发经济大萧条，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急剧下降，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的代价需要比原计划翻倍的原料和农产品，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这就迫使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左右摇摆，最终倒向了托洛茨基一派主张的强制工业化路线。托派经济学家普利奥布拉斯基在《新经济学》中认为工业化生存在原始积累的铁蹄之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最危机的时刻，因为无法得到资本主义的支持，只能依靠剥削农民，国家与农民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这是无法抗拒的“客观力量”。

斯大林在1929年发表的讲话《大转变的一年》中阐述道，不发展重工业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工业落后国家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革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18]

斯大林终于在1929年底突然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收粮食的数量，加速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步伐，但是却伴随着暴力和大清洗，以及三十年代乌克兰的大饥荒——今天俄乌战争其实是苏联工业化悲剧的世纪回响，而不是什么“种族清洗”。[19]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悲剧，既有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缩影，也是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延伸与后果，在大饥荒的悲剧背后是先发工业化帝国主义遏制的阴影。而取消这些阴影，正是今天的世界史失真的表现。对斯大林个人的谴责并不能真正地解释历史。

在一战和二战的废墟上，20世纪欧洲工业化的重新起飞依靠的是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这一基于重新瓜分世界的新帝国主义冷战设想。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允诺，即苏联红军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美国为苏联的战后重建提供援助，因为杜鲁门上台而撕毁[20]。杜鲁门以广岛核威慑和苏联不可接受的附加条件取消了马歇尔计划对苏联的援助，以冷战的遏制方式迫使苏联困守在极限军备竞赛压力下的军工和重工业，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势所必然。粮食短缺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背后的资本短缺和外债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谈判的重要议题。在美国答应北约不东扩，并愿意给与苏联一笔口惠而实不至的贷款之后，戈尔巴乔夫答应苏联从东欧撤军、东西德国合并，以彻底结束冷战[21]。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终失败的确是美英帝国所强加的冷战胜利，但这却不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而是帝国主义霸权遏制的胜利。

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纪录片剧集海报

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还是“人民的全球化”？——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与发展问题

如果把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的规范性理论，或者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可以承认其本身有合理性，问题在于自生自发市场竞争的“理论”前提并不是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本书引用了他对美国、欧盟对农业高度补贴和干涉的激烈批判来呈现其理论的悖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非市场化”才是常态。WTO框架下对第三世界农业的歧视，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能力的不足和外部世界市场规则的限制，正是其小农破产和饥饿的原因。犹如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得世界农业市场上发达国家设置的扭曲市场的贸易壁垒始终无法得到破解。真正的平等、互惠的世界市场的前提必然是政治性的，这是“世界人民的全球化”之发展主义和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前提。没有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就不可能有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

在萨克斯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比较中，列为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前苏联和东欧经济体那样的大量外债。[22]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前者解决的是主权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外贸易被遏制与制裁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秘密。独立自主是现代化的前提，新中国用前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苏联社会主义以156项工业项目为代表的十年援助帮助了工业化的突破，而1958年苏联终止援助前后，新中国（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业化“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惨痛代价（这一大饥荒同样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背景下重新阐述），但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