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冷战结构对世界农业资本主义的影响深度形塑了当代世界，俄乌战争正是这一过程的延伸。

通过回溯世纪末学术范式变迁、中苏革命、冷战与全球化历史、20世纪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实践，吕新雨老师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所经历的苦难、艰难与曲折其实是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危机的投射，其崛起也是全球南方的典范——它冲破了被封锁压制的不平等的世界格局。

本文节本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第7期。本篇为《乡村与革命：中国新自由主义批判三书》（华东师范大学，2013）的英文版 Neoliberalism or Neocollective Rural China：A Critique and Prospect（ Palgrave Macmillan,2024）所增补的跋。

【文/吕新雨】

在《乡村与革命》英文出版的当下，持续升级的俄乌战争已进行一年之久，还没有出现和谈的曙光。世界大战的核危险不断逼近，战争与和平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首要议题。从这个后视的角度看，本书通过把苏联、美国，以及德日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放在比较和并置的视野，检讨了冷战-后冷战结构对世界农业资本主义的影响，它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俄乌战争其实可视为这一过程的延伸。

书中描述了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失败如何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分析和评判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的角色。一战和二战之后美国的“粮食武器”逐渐成就其世界霸权，但内部黑人民权运动、环境问题、对世界能源的依赖及其产业金融化，外部对第三世界小农的系统性摧毁，以及苏东解体后全球南北极化加剧，这些其实都可视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衍生，也正在反噬今天的美国社会。

本书质疑了美国道路的“普世性”，否决了中国走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和现实中的可能，解构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叙述中“美国式道路”与作为“普鲁士道路”的俄苏/中国道路之间的“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也是今天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意识。

吕新雨《乡村与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与之形成对照的正是，苏东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迅速完成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并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代价却是深度“去军（重）工化”、“去工业化”、国力严重衰退，以及兄弟阋墙的代理人战争——俄乌粮食出口遇阻，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

“新热战”和“新冷战”阴影下的俄乌战争与中美贸易战，前者体现为欧洲各国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上与俄国的较量，后者对中国芯片等精密半导体技术和产品的封杀，也使得“现代化”、“工业化”这些似乎已经过气的二十世纪的旧概念，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场域中厮杀的关键词。而其中，围绕俄乌粮食禁运爆发的危机，更加深了粮食问题的政治化程度——这也为本书描述的这一重要世界政治的历史增加了现实维度。书中还检讨了与之相关的“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理论的历史语境及其在“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投射，而这样的叙述正在死灰复燃。

所有的现实都有它的历史根源。今天，如何超克新、旧冷战叙述去勘探、理解和阐释世界格局的底层逻辑，从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保卫世界和平，需要我们把视线拉长，从二十世纪发生在中俄两国的战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再出发：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正是较量的关键。

在“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迷雾消散之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地位，不仅仅是全球南方关切的经典议题，也正在成为俄乌战争之后欧洲的新考量，而“再工业化”的呼声则响彻了今天的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图景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部以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为切口，以“乡村”、“革命”为关键词的书稿，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份思考的答卷。

一、革命、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后/新冷战与学术研究的范式问题

本书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大转变为背景，试图探索第三世界——传统的乡村社会占据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如何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式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各种曲折、危机与牺牲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正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最现实的挑战。苏联和中国代表着两条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败得失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探索，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是其中具有决定性的维度。

本书的动机源自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是因为在苏东和中国经过八十年代末后，革命已经被叙述为失败的现代化故事，要为中国被耽误和打断的现代化过程负责。毛泽东时代被视为“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回潮——这是西方对中国王朝（所谓前现代）建立在传统农业水利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的概述，是共产国际运动中（包括中苏史学界）围绕中俄革命的论辩焦点，也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自我确认的起点。由此，“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不只是在历史学，而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后冷战时代”知识生产上的转向，也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下大众传媒的主导议题和框架。

本书通过检讨美国、苏联，以及德日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从热战到冷战发展的成败得失，及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论证了中国为什么无法复制西方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这出自列宁的经典论述被九十年代的中国自由派历史学家阐释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普世道路”。这样的阐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错置的，这也是本书聚焦以“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及其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之“普世道路”的背景。

这一“去革命化”的过程在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曾受到尖锐批判，“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换句话说，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而这又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现代化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革命不仅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而谁要想试图论证一个与现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观点，简直就必定要被指控为“左的毛主义的倾向”。作为“现代化”范式：

即“一组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发展”（a set of 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capitalism ）。我们当前的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革命的胜利。由此粗略地说，我们至少有必要探察这种资本主义，探察其内在歧异，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历史的关系。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否与十九世纪或更早时侵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同属一物呢？[2]

对于德里克来说，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汇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方面是他基于西方六十年代革命对于当代中国的评判，是西方左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判断和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主导的“现代化”及其“发展主义”事实上成为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的代名词，从而遭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烈抨击。在此基础上，德里克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胜利，宣布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统治似乎较前更趋安全，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由资本主义所支持的现代化范式似乎也不可动摇了。正是这样的缺乏挑战的状态，我称之为范式危机”[3]，而承接“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就是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遗产，在现实中不复存在。现代化对中国革命的取代，使得资本主义在全球趋于稳定，而中国的加入使得全球资本主义获得新发展，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事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与革命成为二元对立，而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些对立既是九十年代现实政治博弈的历史投影，也是冷战分割线的投影，它隐匿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深处。今天，这个世界依然被禁锢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藩篱中，正是今天所谓“新冷战”之所以发生的知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基础——其诉求是从西方中心和冷战胜利者的立场收复失地，在世界范围内驱除社会主义的幽灵。

由此，德里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写下讣告：中国特色意味着中国式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已经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部——从西方的视角完成了（终结了）二元对立，并为西方左翼对当代中国的批判铺平了道路。在他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之后，“全球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开启：因为中国背叛了革命。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批判，体现了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能够达到的深度，同时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国从理论到实践上挑战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东西方“社会主义”视角之间的冲突，从二十世纪初就以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的方式贯穿中俄革命的全过程，这正是本书试图努力重新检讨的历史。

以德里克晚年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为例。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拥趸，是一种霸权与另一种霸权的关系，那么身处中美之间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的台湾演讲集《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4]中，论述的台湾历史既没有长达三十八年戒严体制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也没有美国第五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冷战历史，对台湾依附美国的显著现实不置一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为全球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代表——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为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的成就，这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了中国革命。

德里克《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台湾卫城出版社2018版

对中国“九十年代”的反思也是中国的“新左派”诞生的缘由。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三农问题背后的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的区域分化，“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市场寻租导致党内腐败加剧……，所有一切都具备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发生的特色，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代价，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主义”遭到了全球左派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关于中国道路的激辩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但是把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推向“现代化”发展的对立面，却是一个需要被打破的冷战魔咒，无论是站在左边，还是右边。

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中国的“新左派”与德里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同路人，但是致力于寻求和激活社会主义遗产去锻造国家的左手——作为“新左派”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却是后者的盲点。

这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汪晖写于1994年、发表于1997年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章引发了激烈的论争，也被视为“新左派”诞生的宣言。

在此文中，汪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运动以现代化为目标，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区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与西方语境中现代化理论中“现代性”概念的区别，批判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放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新启蒙思潮”，认为是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5]这一理路也体现在他之后一系列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论述中，即从“现代性”中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而德里克则宣称美国霸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不该被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冷战期间的对抗，不是两种敌对体系之间的竞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单一空间中的称霸。他不加辨别地列举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殖民”、不计后果的“发展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等一长串罪名（这使得这位著名的批判学者看上去像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单纯传声筒），“此种行为足以羡煞过去每一个‘东方专制体制’”，是古老的“东方专政体制”（oriental despotism）的集大成者——这一理论终于露出自己的底色。因此，他自问道：与西方的“民主”“自由”相比，“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方！”[6]答案不言自明。如果中美都是霸权，他宁愿偏向“民主”“自由”的美帝国，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左翼版本，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最终与福山右翼历史终结论合流，令人扼腕。作为西方左右翼对中国崛起的共同解释和标签，“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方便法门。但究竟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也不愿重新检讨列宁在一战前后曾经做过的重要论述。

“去政治化”的政治不仅体现为右翼，也体现为左翼。

二、铁与火：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工业化之路

无论左右，对“亚细亚专制主义”，或者“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指控，背后都是二十世纪初期，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力下破产的（以中俄为代表）的乡村社会能不能走以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工业化的问题——也是共产国际运动内部最重大的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事实上，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在第三世界在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的历史情境下别无选择，是旧历史的后果，也是新历史的前提。

由此，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成为决定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生死存亡的关键，农地改革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是本书聚焦于无论是“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中土地产权变革问题的缘由，也是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围绕农地改革问题尖锐斗争的历史参照。八十年代以来，如何厘清农地改革、城乡巨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复杂的变奏——这一依然正在进行着的历史进程，是判断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 ，三联书店2008版

它并不只限于理论论辩，更是铁与火的历史现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本书论辩的主题。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在铁与火的淬炼中完成的，是在严峻的一战、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下，在紧张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论辩中，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严酷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展开的。[7]它是二战中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扭转局势的物质基础，也是战后被西方世界清算的道德缘由。当铁与火不是作为革命的原因，而是革命的“原罪”——这一反革命的叙述成为主流，苏东解体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燃。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俄/苏社会主义的历史否定，也就是对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否定。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铁与火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成功，社会主义道路是作为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而出现的。即便有这样的过程，失败也是普遍的命运，这就是198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中描述的故事。

二十世纪最醒目的失败自然是苏联，它被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失败的总代理。本书从苏联农业资本主义失败的视角，重新检讨了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它是如何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格局的变动相互激荡；也回应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以“美国式道路”为路标的批判，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是如何以“非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的手段锻造了世界霸权（可以视为今天《美国通胀消减法案》的前生），并驱使人类走上“泰坦尼克号”的不归路，以此破解所谓“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以及所谓“雅典式道路”与“马其顿道路”）的二元对立——这一对立不过是上述冷战投影的变相，只是在中国的语境下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戏服，并且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不过这里的列宁主义只是“马基雅维利”式权术家的代名词——冷战胜利者对历史审判的回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英文版封面

在对“历史社会主义”的判决之上，新的反抗只能在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和废墟上进行，这也正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一系列论述如《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大同》（Commonwealth）和《集会》（Assembly）的理论出发点。在这些论述中，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运动需要去除的正是二十世纪中俄革命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国家主权形式：它们被视为暴力的源头，而不是对付反革命暴力的结果。当中俄革命以失败的方式被吸纳到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叙述之中，也就是“帝国”作为无边无界、永无止境的全球化政治新秩序——这样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已经不可抗拒、不可阻挡之时，结果就是反抗的“无政府主义”化和“非暴力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学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失败的起点。当左翼以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而暴力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建立在“诸众”反抗的基础之上，其政治诉求却正是作为武器的国家权力。

只要作为霸权的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存在，主权问题就不可能消失，但它却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所谓单边主义霸权的涵义，就是将其他国家的主权置于其霸权之下，全球化以欧美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穿着自由、民主、人权的马甲）为标志，其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和侵蚀正是霸权的结果。只要看一下苏东解体前后美帝国的全球化操盘术就可以明白，主权问题恰是关键。从海湾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俄乌战争，无论是军事入侵、代理人战争，还是颜色革命，美帝国诉求的是掌控前苏联的全部势力范围，并把它们变为一堆自我瓦解的主权碎片，这才是“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帝国逻辑。

而这一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却变得虚焦了。当“民族主义”成为“民主”的敌手，帝国却成为被辩护的对象、新政治秩序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放弃对国家政权与主权的争取，无视新殖民主义的残酷存在，以无政府主义的“诸众”状态，退回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部，正是“全球化”在左翼思想上的投影。

俄乌战争中北溪油管被炸事件，无可掩盖地揭露出欧洲不完全主权地位。它始于二战后美国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再工业化”的经济援助——目的是堙灭战后欧洲高涨的社会主义势力，以及军事保护（北约）；完成于苏东解体后的北约东扩，是今日俄乌战争的缘由。从苏东解体到俄乌之战，再次证明而不是否决了主权和“工业化”在当今世界政治版图中的真实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及其工业化诉求是二十世纪以来新旧殖民主义世界寻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武器，放下武器，就意味着任人宰割，这一逻辑依然有效。作为武器的民族主义，是第三世界对帝国主义的回应。问题是，为什么作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成果的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却在今天被指控要为二十一世纪的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暴力负责呢？这背后是怎样的历史真实和现实？

奈格里与哈特合著《诸众》英文版封面

1991年苏联解体，第三世界的竞争对手消失，世界进入美国单一霸权下的全球化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叙事在第三世界丧失了它的合法性，其发展主义失败是主要原因，冷战背景下对原教旨主义“圣战”的扶植，是另一个原因，它开启了中东恐怖主义肆虐之门，转换（强化）而不是取消了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这时候的“现代性”就取代“现代化”成为描述“寰球同此凉热”的学术范式，并在此范式下建立了描述第三世界的次级范式：殖民现代性作为前殖民地的当代遗产，与多元现代性——即把文化和文明被纳入现代性内部，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的通行研究范式。

当空间取代了时间，帝国取消了历史，人类就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穹顶下的“诸众”。全球化的非中心化、多元主义、杂糅性等等成为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以及目标。“现代化”所体现的“目的论”被批判和否定，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同宣判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享的“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失败。

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去”历史感和方向感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去”目的论为由，暴力被视为历史目的论或乌托邦的产物，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就这样被排除在“现代性”的外部。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视野中，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被作为“民族主义”的死狗对待，文化、哲学、“文明”，以及“去功能化”的媒介理论，轮番上阵担当起反资本主义的任务。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问题，及其与主权的关系，就这样被压抑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的五指山下。

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去工业化浪潮，并由此加剧了南北分裂。数字金融帝国主义本身也导致了第一世界自身的“去工业化”，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99%与1%的矛盾分化尖锐，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而起，不断内爆的社会矛盾和外部危机迫使美帝国主义重新动用政治和军事势力进行“再工业化过程”（美国第一次工业化过程以南北战争的方式解决北部民族工业发展与南部外向型农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分裂，参见本书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论调开始自我破产，这一次依然要以战争为代价吗？

残酷的现实刺破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外衣，而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失败的“替罪羊”。美国抄起抗击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冷战武器，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并扼杀的正是数字经济所代表的“第四次工业化革命”在中国的兴起。而所谓“美国式道路”的历史涵义则需要在这一比较的视野中去揭示，在今天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布局中去回望。二十世纪铁与火的历史并没有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左右，西方知识界和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讣告都没有真正完成。右翼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虽然已经沦为笑柄——但是它宣称时间结束了，却具有意识形态上的真实性。占据道德高位的左翼版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终于在俄乌战争和“新冷战”中一无葬身之地。

当阿里夫·德里克、大卫·哈维等当代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再论证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新贵，因此是世界最危险的敌人，执行其旨意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军工-学术-媒体复合体的美帝国。中国被宣布为最大的敌人，贸易、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极限遏制正在进行。

但是，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与德里克的宣称相反，共产主义中国本身就是邪恶——正是二战后美国强加给世界的冷战意识形态。反华议员说，我们以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中国，但结果却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所以，全球化的发动者要发起一场新的“圣战”驱逐共产主义敌人进入“全球化”的内部，这在2023年3月23日TikTok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听证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因为中国窃取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利益，是美国霸权的接棒者吗？这是一个有诱惑力的解释，却正是左右“意识形态终结者”理论贫困的体现。

2022年4月15日，俄乌冲突爆发的第50天，CGTN记者采访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著名倡导者杜金，杜金就俄乌战争爆发原因评议道：

对于中国来说，（你们）有能力从全球化中获取利润，同时拒绝作为自由资本主义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但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对我们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俄罗斯无法拒绝作为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主义的传播，且全球化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了损害。[8]

不同于德里克，这是一个以俄罗斯现实政治为视点的观察。与德里克嘲笑“中国特色”的修辞相反，杜金对中国“特殊性”的关注，表明右翼视角更能体现现实政治的逻辑——这正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在大学校园中的盲区。

其实，中国“特殊情况”并不体现为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而是相反。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场域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折射，或者说主战场，它深刻地卷入与“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死战。无论左右，当这一场域被西方主流媒体、政客与学者标签为刻板的“专制主义”，并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形成善/恶、光明/黑暗二元对立的冷战叙述时，这一结果正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图景。而打破这一图景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勘探二十世纪以来中俄革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意义，从而打破（翻转）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打破二十世纪冷战胜利者主导下的世界史叙述框架，才能清理并接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过程。本书作为一场没有终结的论战，它的后续依然在现实中不断发生和蔓延。

今天，苏东解体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换来的是所谓“文明冲突”下的种族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自我供词，“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是遏制俄国势力再次进入东欧发动冷战的武器，是美国在欧洲的“和平伙伴关系”策略。[9]亨廷顿以此理论掩盖美国在中东地区扶植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与苏联对抗的后果：迫使这些地区重构以“种族”（文明）为边界的自卫法则，促发了以人肉炸弹和核武器把全球生命变成政治抵押品的当代政治。

前苏联地区绵延不绝的大小战争，说明对社会主义的埋葬带来的并不是永久和平，而是新的分裂（Rift），新的暴力过程。当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即打破种族和文化的边界、建立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底层和弱势民族的反抗势力就只能被导引到原教旨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渠道——别无选择，它的背后是欧美左翼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这使得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如脱缰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