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内外博弈，开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诉求，正面临新的围追堵截。帝国主义的“制裁”如期而至，并迫使中国启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叠印，也是两个时代未竟之业的叠加，是历史的螺旋正在寻找上升的势力，这其中“发展的主动权”是重要考量。这一“主动权”能否获得，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持续的关键，其中“城乡融合发展”与“粮食安全”是关键。面临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重新集结的千钧压力，中国会解体吗？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式现代化”都会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

没有主权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依附主义，这是世界体系理论所描述的现实，其倡导者曾经倡导通过“脱钩”以“去依附”、“去帝国”。但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一国之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也是世界体系理论在现实中的困境。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它不可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与平衡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需要改变新老殖民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公平世界经济秩序下的债务陷阱，需要国家主权能够主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在世界贸易和货币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这些上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依然是，或者更严峻地成为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主要问题和诉求。

八十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债务危机为绞索，逼迫发展中国家采取国内紧缩政策的“结构调整”，强制从进口替代到初级原材料的出口转型，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状况。与此同时，欧美主导的世界粮食生产的供应链垄断化加剧扩张，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普遍失落，全球四大粮食巨头迅速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粮食进口市场——外汇欠缺和小农破产导致自身粮食生产能力被剥夺，第三世界的饥荒和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全球南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球北方贫富分化的对应物被重新塑造出来。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特别是在全球北方内部也在不断地生产出自己“南方”问题的今天。

地球从来不是平的，只是当八十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浪潮淹没大地的时候，它看上去才是平的，因为对不平等的反抗都被摁压和窒息在水面之下。但是，当它如飓风席卷而过之后，满目疮痍、沟壑纵横的世界现实就一定会暴露出来，一如今天的南北格局。而理解这一格局，需要重新检讨二十世纪两次热战和冷战给这个星球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打破以“欧洲文明论”为核心的自由与专制的帝国二元复式记账簿，超越冷战胜利者的视角重新检阅世界历史的资产负债表，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才能拯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使人类不致重蹈覆辙——核武器下的地球终结。

世界市场为何而来？世界市场的规则何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位能否保障？“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谁制定的？当制裁和欺凌依然是帝国霸权的武器，也是所谓“新冷战”的旧逻辑，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化”。今天，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被美国“逆全球化”行径宣布自我破产，也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后特殊政治垄断集体的利益诉求。那么，以世界人民的福祉为宗旨的“人民的全球化”，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否可能？70年代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曾提出发展为了“人民”的主张，现在是否到了重提这一主张的时候？

2023年3月，一个来自全球南方的研究团队发表了分析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大矛盾：

一，垂死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领导下日益成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二，七国集团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与全球南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

三，全球南方广大城乡工人阶级、部分下层小资产阶级（统称为大众阶级）与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

四，发达的寻租金融资本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阶级，乃至与在组织工业、可持续农业、就业、发展等社会必要投入资本需求之间的矛盾；

五，全球南方大众阶级与其国内政治经济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

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坚决维护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七，全球北方国家被忽略的数百万贫困工人阶级与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八，西方资本主义与地球及人类生命之间的矛盾。[23]

他们把这些矛盾视为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的体现，认为由于多重内部矛盾冲突、历史性不公正以及经济上的失效，新自由主义体系不堪重负，正在每况愈下。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世界将陷入更大的混乱。今天，反对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主要力量是渴望更加公平、和平与平等的全世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呼吁反抗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自发联合阵线的兴起，包括整合希望减少对帝国主义依附的政府和国家。

《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大矛盾》研究报告封面

参与起草上述分析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最近在《中国应带头重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的文章中描述了全球南方的困境：“倘若从事实出发，就必须承认债务和去工业化、初级产品出口依赖、跨国企业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榨取出口国特许权使用费的现实、全球大部分地区难以制定产业策略、提升民众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诸多问题”是制约发展的桎梏。

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的南南合作机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新的机会，不再那么依赖西方控制的金融贸易机构。这些新的现实需要形成新的发展理论和解决社会痼疾的新方法，即通过国家规划和区域合作、努力改善金融贸易外部环境，他呼吁“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24]在此基础上，我们也需要同步提出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以刷新美国基于冷战框架下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传播学。

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代表着全球南方突破世界不平等霸权的诉求，也呼应了从拉美和非洲的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中国的期待。阿明晚年以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全球南方的希望，他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以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的。2015年，他在参加北京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际接受访谈，再次阐述了“脱钩”论：

在我看来这种“脱钩论”应当是一种战略性原则，它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脱钩论”极大地重视了主权国家的发展，将主权国家置于优先地位。其次，开放性，它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在全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地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的、不断进行的变革。[25]（重点号系笔者所加）

依托（而不是放弃）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并准确预言了2019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而早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一书，阿明描述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导致世界体系两级分化，使得全球化处于极端脆弱和危险的境地，而右派掌权并获得左派支持的欧盟没有为“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提供希望。因此，犹如一战前后的列宁，阿明也把视野投注在亚洲，并预言：“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影响到所有的全球化均衡。那也是美国被中国的发展所震惊的原因。我认为，在未来任何形式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和中国将会成为主要的对手”。[26]

基于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历史长时段研判，他再三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中国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甚至自愿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假如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一目标能够达到，中国就会再度沦落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27] 如果把阿明对中国的告诫换成俄国，这一告诫已经是现实。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告诫依然是危机所系。

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英文版封面

阿明说：“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南方国家一定要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团结，中国在其中是最核心的角色，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沟通伤害我们共同的利益”。[28]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促进全球南方的团结与沟通，就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基于此，2023年5月，我担任院长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在上海成立，并举办了“传播为了团结：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论坛正式提出“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上海学术共识”。[29] 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需要以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为前提，即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为前提。

其实，全球南方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三农”问题。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就是19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扩张过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克这一逻辑，将决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共同命运。

这意味着需要重启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的精神，寻求新的不结盟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共识，也必须重新在理论上阐释苏联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成败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这样才有可能为全球南方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提供真正的借鉴。这也正是为什么“工农联盟”——这一列宁主义的遗产，作为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后发工业国宪法的核心，它需要解决的正是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农业现代化的危机问题。

五、工农联盟、“新乡土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危机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就是工农联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说解决第三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的“三农”问题，这是中俄革命的沉重历史所展示的探索与经验。所有对工农联盟的偏离都是警示，都需要警示，它表现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克服这些危机的过程。这是中国在长时段发展中左右摇摆的中轴线，也是观察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致力于整党、反腐、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这些可以视为对中国“九十年代”的校验，也表明新的危机和挑战不断涌现，危机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探测历史的深度。“现代化”这个曾被归结为西方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化”的概念与方法，需要依照作为第三世界中国的历史实践之危机与挑战重新定义。这也要求我们在一个后视的视野中去理解中国“九十年代”的危机与转机，它开启于七十年代毛泽东主导的中美建交，在寻求打破美苏对中国长期封锁与制裁的战略布局中，创造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市场环境。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与中国建交是基于自身与苏联对峙的冷战需要，是为了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通胀问题，并借助中国从越南战争的泥淖中爬出。这也是毛泽东主导下打破世界两极霸权格局的大战略，为中国创造出“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30]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实是一种战时经济“紧急状态”的延长版）通过对世界市场的突围，并将之纳入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倒逼”机制，快速提升因为遏制而被压抑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持续改造和克服内部国有企业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并通过“一带一路”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提供基础建设——帮助其克服“原始积累”的桎梏，这就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在今天需要重新明确的涵义。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追溯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总纲第一条延续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临时宪法）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并审议通过了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次阐述——建立在工农联盟政治基础之上的现代化。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1964年的现代化发展方案，并提出两步走的设想，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走出战时经济模式，并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两头在外的世界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拉动了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区域差别持续拉大，社会危机层出不穷，特别体现为“三农”危机，而“三农”危机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就会表现为“分离主义”问题[31]——这也是本书辩论发生的时代背景。脱亚入欧的“美国式道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不具备任何可能性，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粮食问题无法在农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获得解决，它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问题，即如何在保持粮食主权的前提下完成工业化，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究竟能不能成为工业化起飞的基础？这其中，小农经济的前途与命运是关键。

在杰弗里·萨克斯看来，人民公社解体，1978年中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是“货真价实的休克疗法”，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七亿农民突然得以回归小农家庭的生产模式，粮食产量获得大丰收，农村和城市获得了双赢。[32]而这一农村改革建立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不失时机从海外进口了4套化纤生产设备和13套化肥生产设备的基础上。它的前提是六十年代以来石油工业在大庆油田等大油田会战成功，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并有富余，为石油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引进高潮（又称“四三方案”，1973年最早由毛泽东批准的方案拟用43亿美元引进26项大型成套设备，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故名），解放了棉花生产的土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极大缓和了中国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紧张，加上1975年袁隆平杂交水稻成功并在全国推广，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33]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穿越了工业积累的卡夫丁峡谷，以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中汲取积累的时代已经完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农业现代化本身也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发展成就。这些构成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

但是回归家庭农业经济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震荡，即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与小农经济中国家力量的退出，导致工业和农业发展脱钩，并迅速成为中国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失衡的动因。农业的现代化处于严重停滞和倒退状态，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很快陷入破产。1984年，中国的粮食丰收带来的却是农民卖粮难的问题。随之而起的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乡村凋敝，土地抛荒，民工潮汹涌澎湃。在沿海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则是乡村危机的不断爆发，“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成为网上春节期间的热议和叹息。

这就是本书辩论的核心问题，即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不同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之辩。九十年代以来，“现代化”发展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究竟该如何理解，如何进行？

曾在国民党监狱被关押长达三十四年七个月的政治犯，台湾统左派劳动党的创始人林书扬1994年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在1978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涵盖着两个基本生产领域——农业和工业；在资本主义强权环伺下的国家自卫系统的建立——国防；和实现任何目标所不可缺的客观规律和方法的掌握——科技。

上述四个现代化的指标，的确是符合中国的实情，且有异于一般西方学派通论中的指标模式的现代化论。盖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走过的建设的路和所完成的社会累积是极有特色的。而在国际关系方面所遇到的复杂艰难局面，也是一般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所少有的。[34] 

作为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三十四年的老政治犯，“回到台湾社会，我发现这是一个挂着‘中华民国’旗号的新殖民地”。从这样的台湾“左眼”出发，他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决然不同于大陆“九十年代”以“海洋文明”与“黄土文明”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这也是他隔海批评《河殇》丧失了唯物史观，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视为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拯救，有陷入另一种封闭危险的原因。[35]

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特点，首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战而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面对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第二是自1953年实现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发挥，在重工业和部分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这是一个在台湾白色恐怖和监狱中顽强生存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是另一个中国“九十年代”的声音，也是对“改革开放”所做的一个隔海的政治注脚。

《林书扬文集》第三卷，人间出版社2011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被批评是线性历史观，后现代主义理论将之宣布为敌人。但是，这一批评忽略了帝国主义本身为工业化设定了历史进化线：落后就要挨打，不挨打就必须赶超。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属于一种“现代化”理论（当然是），而是冷战背景下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与苏联竞争第三世界的产物，以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为标准、以制度为边界、以冷战红利为诱饵，它的政治外衣是自由、民主与人权，这样封闭的线性目的论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它决定了第三世界反抗霸权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确是“目的论”的——我们需要检讨的正是“反目的论”本身是如何丢掉了自己的战略武器。

从中国的国家政策视角看，中共中央曾经在1982-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行十五年土地承包期的同时，取消了执行三十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从而结束了以农业汲取为前提的工农联动、重工业导向的经济格局。但是，2001年后中国加入WTO是以农产品贸易的巨大让步为代价的，小农大规模破产的局面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这正是为什么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更是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党章——它的背后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三农问题、城乡分裂、区域分化、环境和生态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危机。这些危机无法靠西方的发展主义去克服，而必须回到中国的政治去解决。

《中国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