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富意味的是，陈明忠在出狱后痛切思考的正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核心关切，这也是大陆思想界激辩的敏感话题——陈先生对此一脉络及其背后的复杂势力并不了解。这里，我愿意更多地从台湾地区和大陆对比的情势出发来理解陈先生的表述。

首先，中国大陆作为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要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按照毛泽东的阐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革命即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为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其标志就是革命政权的转变。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与实现国家工业化，即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联系在一起的。大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争论，有一派观点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过渡是错误的，中国目前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到政治结构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因此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派实际上属于改旗换帜派，否定毛泽东时期的发展道路，其真正的意图是西方式的社会民主主义。^[27]这和陈明忠先生的思考路径完全相反，这是首先需要厘清的。

陈先生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出发，试图超越所有权问题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味，这里涉及的都是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限于篇幅，无法做更深入的展开和讨论，需另文讨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其阐述，其旨归依然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延伸，“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才能反对帝国主义”，他据此批评台湾一些从美国回来的左派知识分子不明白这一点。^[28]

陈先生强烈认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其内在的理路，新民主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它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是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29]过去的国民党是这样，今天的国民党依然如此，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今天的国民党应该超克的正是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和妥协，回到孙中山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才是解决台湾政治困境的出路。正如在“白色恐怖”中坐牢最久的台湾马克思主义政治犯林书扬所分析的，台湾属于“新殖民地资本主义”，“新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资本循环运动中，数个关键性的环节，无法摆脱，甚至被吸进境外资经济强权的更大的资本环流中，不得不接受结构性的不平等交换，或不公正竞争。经济的依附性反映为政治的附庸性。这就是不论民进党或国民党，在其对外关系上常以‘西方民主阵营’的一员自居，谨守从无‘反帝’意涵的对外政策的理由”。^[30]作为“统左派”最重要的理论家，这一分析切中肯綮。

在此意义上，台湾作为中国问题，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展开，只能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上的，“两制”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犹如毛泽东当年的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是新的，正在于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存在，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在今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崛起并成为制衡单极世界最重要的和平力量，台湾的新民主主义任务只能，也必须是在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里获得表达和完成。这就是陈先生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政治意识。

为此，作为被国民党迫害和关押达二十一年之久、台湾最资深的政治犯，陈明忠劝谏和推动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连战“有责任与义务去大陆与共产党和解”，使得犹豫不决的连战很感动，当场做了去大陆的决定。他说：

当年国共内战，我们心向共产党，被国民党搞得家破人亡。应该说，内战让很多人受苦。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们两党应该和解，不要再因为两党不和，让无辜的百姓受牵连。如果你们能这样做，我们的苦就没白吃。我向连战强调，两岸分裂是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造成的历史悲剧！^[31]

对此，有难友很不理解与体谅，甚至为之绝交。其实，陈先生完全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而不是任何个人荣辱得失，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大义！只有在认同民族大义的基础上，才有统战的可能。2015年4月公布最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里，对于统一战线的阐述是：“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32]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是所有统战工作的基础，舍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由此提出的历史使命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与提高，这将是决定性的。这在另一个意义上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解决台湾问题。而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所有曲折和困苦，其实都内在于台湾的命运之中。

2016年，陈明忠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图片来源：人民网）

蔡英文上台之后，把推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作为首要政治目标，既是针对国民党合法性的釜底抽薪，也是为了抽掉大陆统战的基础，为其彻底的“台独”铺路，或者说断路。在这个意义上，民进党不可能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正是陈明忠思考“新民主主义论”的语境。民进党自身既然根源于日本军国主义庇护下的地主阶级，发展的轨迹与日本右翼之间声气相合、互通款曲，与生俱来带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基因。其所谓“转型正义”的核心正是以揭示“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真相为诉求。但是，这却是以历史话语解释权的争夺为前提的。蔡英文上台后新任命的“国史馆”馆长吴密察出台新规定，陆港澳的学者不能查阅保存在该馆的历史资料，对台湾人士则实行“申请预约制”，学界哗然。吴密察在“太阳花”、“反课纲微调”运动中表现活跃，多次发表“反中”、“独派”言论，所以蔡英文任命其出任“国史馆”馆长，其意图正是垄断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资源、掌控学术话语权。^[33]在这样的行径下，“转型正义”的真相还有可能吗？

事实上，如果民进党只针对国民党，不针对当年支持、纵容和豢养国民党的美日帝国主义势力，相反，取国民党而代之，无视民族大义和民众福祉，继续在寻求美、日军事力量的庇荫下成为围猎中国的棋子，就并没有任何“正义”可言。

按照陈明忠的批判，“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围堵中国，想要困死中国，二十年不承认中国；保护了被人民唾弃的政府，让它随意残杀支持新中国的人，还连累一大批无辜。是谁‘不义’，不是美国吗？同样地，美国扶植韩国的李承晚、越南的吴庭艳，让他们残杀韩国跟越南的左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造成台湾将近四十年‘戒严’的元凶，不是美国吗？民进党为什么不去算美国的帐，不去跟美国要求‘转型正义’？”

就是因为五十年代的残杀，让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充满了怨恨，民进党才能借此出头。民进党难道不是踏在左派跟无辜者的血迹上前进的吗？民进党曾经对那些牺牲的台湾左派，表达过一点起码的敬意吗？民进党只听那个罪恶之源——美国的话，怎么还有脸跟别人讲“正义”呢？^[34]

更不用说今天的民进党对日本殖民史的肯定，不仅表现在修改教科书、宣称慰安妇是自愿等对社会基本认知的扭曲，更是自觉寻求与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联盟，这恰恰是对蒋介石反共衣钵的真正继承，也是对“白色恐怖”“暴力”的真正继承。在认同美日帝国主义霸权的世界格局下，“转型正义”扬汤止沸，以族裔政治来取代和混淆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的正义，以族裔政治掩盖阶级问题，是其实质。种族主义和狭义民族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台湾社会不断出现的族群冲突和社会暴力，正是其表现。这样的“转型”不可能转向新的和平，而是相反。破解族裔政治与暴力、恐怖主义的互生关系，才是消除台湾地区内部与外部暴力的唯一途径。

自苏东解体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不断扩张和东移，战火相继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燃起，无人机下生灵涂炭，难民潮席卷欧洲，恐怖主义如影随形，欧洲也不再太平。当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得世界贫富两极化加剧，因此重新燃起对国家保护主义的渴求，此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它与新自由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伴生关系。当国家丧失了保护和回应底层的能力，族裔民族主义就成为救世主，它是国家失败的后果，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是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上升的一个表现，也是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后果。今天，任何意义上的世界正义，都必须首先处理此一议题。

由此，后冷战时代进入重要转折点。

六、结语：作为“台湾问题”的中国叙述

台湾从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职以来，一直拒绝对“九二共识”作正面回应，两岸关系降至冰点。7月18日，蔡英文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中，以“民意”为由明确表示不承认“九二共识”。而稍早的6月25日，为二战中在冲绳岛战役中加入日军战死的数万台湾士兵招魂的“台湾之塔”在冲绳岛落成，蔡英文以“总统”之名为铭文落款，参加落成仪式的有激进“台独”政党“时代力量”、“台联党”，而“时代力量”正是“太阳花运动”的产物。^[35]从民进党到“时代力量”，“台独”势力日益需要以彰显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联系来获得“本土化”的资源。把政治生命绑在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战车上，背后依赖的正是作为冷战延续的美日军事同盟。但是，这一依赖已经不那么可靠了。

今天的世界格局急速变化，中美之间的博弈则成为决定世界大势的基石。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塞尔维亚第一场活动是向1999年被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的前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旧址献花圈、吊唁死难烈士，这也是17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亲临现场。1999年科索沃危机，北约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第一次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宣称，持续发动长达78天的大规模空袭。这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一系列症候性事件的开端。从前社会主义阵营下的科索沃危机、颜色革命，到中东“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后雅尔塔时代的地区危机不断。今天，族群冲突与难民问题成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政治，接续的正是苏东解体之后的世界形势。6月25日，几乎与英国脱欧同时，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促进国际法的申明》，剑指“一些谋求获得军事优势地位的国家和联盟顽固拒绝讨论削减和限制保障其拥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武器，这正是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破坏的重要根源”，世人瞩目。中俄重申维护和巩固二战以来的世界和平格局，回应的是当今世界的动荡，针对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酝酿的危险，由此呼唤新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一轮新的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在所谓“新的冷战”降临的时刻，中国的角色和责任之重前所未有。

今天“华盛顿共识”已经百孔千疮，但是出路何在？就台湾问题而言，与反共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正面交锋，已经无法回避。事实上，“国民党史学”早已乘着马英九政权对美国所标榜的西方民主人权价值服膺的翅膀，成为大陆“民国热”和“翻案史学”的推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其功厥伟。在这一推动大陆加入“历史难民”的意识形态的“难民潮”中，我们的市场化传媒配合默契，成为意识形态阵地失守的典型表征。而反抗和批判这一叙事的力量，却被既有的霸权结构压抑于无形。因此，让“失踪者”归来^[36]，为牺牲者正名，不仅仅是台湾统左翼的历史使命，更是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叙述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在这个关键时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应该联合统战部一起正式邀请台湾地区合法政党劳动党主席组团访问北京，不以其小，而是以共同的政治认同为纽带，建立两党之间真诚的合作关系，并以两党联盟的形式作为统战的主体，而不是对象。由此，把统战的主体延伸到台湾社会内部，以建立更加有效而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以此作为构建“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门，也是“社会主义统一派”存在的意义，即以社会主义为愿景的台湾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它可以，也应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进行。即不再是以国民党或民进党之两党政治为统战诉求，而是谋求以台湾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主体，以认同社会主义中国为基本面、打破党派界限的统一战线。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打破海峡两岸的危机结构。而其中，台湾经济困境的破局是关键，因此，通过谋求与劳动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合作为管道，以大陆广阔的市场自下而上地支持和辅助台湾草根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把利益直接输送到最底层社会，走“群众路线”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赢得台湾地区的民心，并由此促使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领导的社会运动更多地延伸至社会基层经济组织中去。使其从城市劳工运动出发，尽可能拓展到乡村合作社等各种经济组织，充分利用大陆采购台湾农产品的有利机缘，以政治为经济，以经济为政治，形成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组织资源，并以此方式对接大陆市场，使得大陆的让利能够通过“统左派”，真正流向台湾基层社会，为台湾底层社会的民众福祉助力。

只有通过“统左派”让利给台湾民众，“统左派”才有壮大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声望。而不是绕过“统左派”，被台湾既有的政经架构所绑架，从而丧失主导权。今天的台湾问题，说明过去的统战路线和方针需要反思，对台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也亟需打破。既要重新检讨围绕大陆对台湾的让利渠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切断被输送到反共阵营中的利益链条，割除对台独势力的输送；也需要甄别到大陆口头说自己是统派，却从未在台湾为统一运动作任何贡献的机会主义分子；按照蓝博洲的描述，今天台湾骂人最脏的话还是：你是共产党！这其实是“白色恐怖”时期的“恐共”心理在台湾这个反共社会的延续，“亲中”的帽子成为污名化的方式。这使得站队，而不是批判性的反思，成为台湾社会“政治正确性”的方式。因此，要营造和保护支持统战路线的台湾各界人士发声的平台和管道，使之能够形成遏制岛内反共话语的合力，而不是任由大陆市场化媒体炒作违背基本史实的“民国热”，这一右翼民粹主义的温床。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台湾被“台独”／“独台”势力所把控的政治与经济的霸权，让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真正强大起来——这已经是时代的迫切要求。这不仅仅是海峡两岸民族经济的融合，更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值得海峡两岸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共同奋斗。“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向前走”，这是海峡两岸共同之路，也是从危机到转机的世界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