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国际发展机构发现过去推行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不成功，就转而关注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援助，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做教育和健康，即使做好了，培养了很多大学生，但是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就业没有机会，这些受教育的年轻人就开始不满，引起社会动荡等等。

非洲国家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什么？确实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好，他们的领导人想留在职位上，不愿意下台。这种状况怎么改变？我觉得要非常务实的，找出一些能够很快给国家带来成功的案例，这些成功的案例能够创造就业，能够创造出口，能够增加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一个点的成功带动面的成功，改变国家的面貌。如果有这么一个思路和政策建议，其实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为了长期执政以及青史留名，他们也会诚心诚意地去推动。

我讲两个故事，我2011年的时候在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带了一个报告给埃塞俄比亚原来的总理梅莱斯，跟他建议学习中国的筑巢引凤，把工业园做好，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把埃塞俄比亚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皮革产业发展起来。他听了马上做了，马上出现了效果，立竿见影。

这个成功的故事不只局限在埃塞俄比亚，旁边还有一个内陆小国叫卢旺达，他的总统看到埃塞俄比亚成功了，他坐不住了，他说你帮助埃塞俄比亚成功，希望也帮助卢旺达成功。所以他2013年9月份到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来之前托使馆和我联系，希望谈谈怎么帮助卢旺达。

我过去在世行的时候就认识他，是老朋友，老朋友到中国愿意来北大看我，很高兴，但是很不幸，他在中国的时候，我正好在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是总统要见我，我不能说老朋友来了就不见新朋友，我就说很遗憾这次见不了，结果他为了见我，在中国等了两天。

你想想看一位现任总统，为了见一个学者，会在外国等两天，他的愿望非常高。我们中国有刘备三顾茅庐见诸葛亮，这是作为佳话和美谈的，当时刘备还是流亡分子，一位现任总统为了向一个学者请教，愿意在国外坐等两天，可见只要有能够见实效的真知灼见，非洲国家领导人他也是愿意礼贤下士，真心学习的。

而且我前面讲了，我们在书里的那些建议，在卢旺达也是同样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学，而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不是谈那些高大上，发达国家怎么发展的，发达国家有什么，然后指出你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不行。

现在需要的是有些办法和建议能够马上见实效，可以星火燎原，让一个国家能够发展起来，如果有这样的学问，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是愿意学的，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由一点的成功，星火燎原，带动一个面成功，一个国家成功，带来整个非洲国家的成功。

王燕：

我和林教授写了一本书，在非洲有很多国家接受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援助，还有周边发展银行的援助，这些援助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无效。但中国对于南南发展的援助，老实讲我们能够达到双赢的目的。

为什么能够达到双赢？是因为中国有三个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一，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二，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三，中国还有耐心资本，非常长期的愿意投资于实业的资本，包括中国2016年有183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入。我想问的是非洲国家能够做什么工作，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

申晓方：

我可以从个人的经历向孟加和林老师提一个问题，刚才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十年、二十年一直坚持在一个错误理念，一直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以至于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跟国际经济发展距离拉开。

因为我在中国长大，我下过乡，当过工人，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中国头十年引进外资的研究。我在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到过十五六个非洲国家从事投资政策方面的工作。

我经常会听到一个理念，而且我自己确实也一而再、再而三碰到这样的问题。很多非洲国家政府说得多，但是做起来慢。

有的时候，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愿意干这件事，但是到了操作执行的时候，有很多的部门，层层的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让很多本来是很好的想法，很好的项目耽误时间太长。

这个问题我在非洲感受有点深，但是我后来在卢旺达工作的时候，让我大开眼界。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了这个国家以后，发现卢旺达这个国家本来是特别落后的，起点很低，但是这个国家好像管理得井井有条，参加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会议，没有一次是对方迟到的，有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迟到了。

还有他们整个城市搞得特别干净，整个街道管理次序特别好。孩子们上学人手一个电脑，我当时真是惊讶得不得了。

卢旺达学校

那是2008年，我去之前做好了思想准备，这个国家一定会看到最糟糕的情况，即使在非洲可能也是最糟糕的。但是我到了那儿以后大吃一惊。后来我就问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告诉我，这些发展和转变完全是由他们的领导人一手促成的。

当时，这位总统上任的时候，第一次开内阁会议，只有两个部长是按时到的，其他部长统统迟到。到开会的时间了，这个总统就说，其他人没来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开会。后面的部长陆陆续续来了，他就不理后到的部长，他只是跟准时到的部长交谈，从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敢迟到。

后来这个项目我们进行得非常开心，非常好。这个项目结束的时候，这个政府非常感谢我们团队，他就跟我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要感谢你们，因为在你们这儿工作，让我改变了对非洲的看法。

我想问问特别是孟加博士，非洲政府的很多政府结构里，为什么卢旺达能够这么做？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几个亮点，埃塞俄比亚的总理也是这样的，埃塞俄比亚总理曾经说过我要做埃塞俄比亚的李光耀，他说干就干。

主持人：

您刚才说了埃塞俄比亚的例子，卢旺达的例子，还有十几个您看到比较失望的例子，他们的政治体制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申晓方：

因为我不是研究政治体制的专业人员，但是我就觉得这一点我在进行投资政策还有投资项目的时候，我的感触特别深，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听孟加博士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是不是这个里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可以深思的问题呢？

塞勒斯汀·孟加：

在林教授面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很难的，首先跟大家谈一谈卢旺达，我认为卢旺达现在的发展其实只是一个序曲。

我记得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多年，那时候有人跟我说过一个故事，有人问邓小平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邓小平回答是为时过早，我认为确实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评价卢旺达的成功，或者应该借鉴什么做法，还是为时过早。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领导力真的非常重要。

在199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卢旺达发生了一起惨剧，在1994年之前，卢旺达和邻国布隆迪、乌干达这些情况都差不多，政府体制也非常类似。

但是1994年出现了一起种族灭绝事件，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有一百万人被杀害，这就为卢旺达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为非洲大陆留下了心里上的创伤，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惨剧。

当时卢旺达领导人卡加梅，他发起一场革命果断停止了这场大屠杀，但是因为对于那次悲剧事件的看法给非洲大陆留下了心里上的伤疤或者说后遗症，其实许多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民对此并没有采取很好的措施。

但是卢旺达总统是非常有远见的人，他对人民非常务实，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非常务实，非常勇敢，他不惧阻力，也不担心和恐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对自己的指责，他只要对自己的人民和历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