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在过去十年的舆论斗争中，围绕着奥运、高铁、航母、华为、经济增速、《战狼》、《流浪地球》、中美贸易等等话题，很容易发现，要改变一个人对任何属于中国经验的事物的情感和本能反应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理性的说教只能改变对具体一事一物的看法，却难以改变人的基本的情感和态度，更不要说建立起感性领导权。

2019年年初，《流浪地球》热映，引发网络争议

在教育年轻人方面则更是如此，情感生产是高度复杂和多元决定的，任何符号的生产和信息的接收都离不开特定的语言环境，比如诸如“厉害了我的国”等词汇所引发的争议，这些词汇本来就是年轻人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条件下自娱自乐同时也是自我教育的产物，它在感情上的生命力来自于它诞生的环境，并特别来自于与官方表述的差异。治理者对这些词汇的直接征用，仅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接地气，由于不是主动探身沉潜到那个环境中，而是将词汇从环境中脱嵌出来，词汇的情感表达功能也就丧失了，剩下的就是语言纯粹的表意功能。

对于一个传统社会而言，国家对文化的管理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今天之所以强调“治理”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一个市场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中，文化管理的难度会突然激增。这里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对于人的欲望的开拓成为了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良性运转的重要前提条件，从空间的意义上讲，这意味着对外在疆域的扩张已经到达了某种极限之后，必须内转为拓展和攫取人的欲望、情感、想象乃至潜意识等“内在心理空间”；其次是消费与生产的同一，特别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消费或娱乐本身与生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两点使得对情感的治理已经内嵌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逻辑，从而彻底无法再单纯从意识形态观念层面来解决。

（四）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管平台，还是管内容生产者。

近年来，“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各类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基本思路。一般而言，呼吁协同治理的主要理由是防范各类网络社会风险，除了“顶层设计”，协同治理也会明确各“利益相关者”层面的目标，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是指“网络社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主要有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网民等。”[17]

比如，2017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就提出了“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体系”[18]，管理主体就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各级网信办以及社会监督。

新技术时代强调协同治理无疑是极为明智和正确的选择，因为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绝对权力，特别是在微观权力的层面上。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动的新技术环境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19]

一方面，新技术因素赋予了社会更多的行动主体挑战传统国家权力边界的能力，社会的再组织化也塑造着更多新型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政治体系运行的结构和规则发生着改变，国家制度能力不足加速了政治安全层面的风险。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监管型国家等概念，反应的是大工业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国家通过功能界别、单位等等来识别社会，并垄断暴力。但在新技术环境下，这一点需要重新审视，比如政府是否还是作为垄断暴力（数据）、垄断财税的组织，就不那么肯定了。

在协同治理具体的实施中，管理者无疑需要与平台进行某种方式的合作，但“管平台”有几个比较显著的难点。首先，由于平台本身的特性，任何平台都最终都是为资本服务的，重视商业利益是平台生存的基本逻辑，因此所有具有垄断性地位的平台归根结底对于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均保持冷感，从根本上讲对之也没有相关需求，除了服从法律和行政命令发布有关信息，剩下的就仅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屏蔽和查封信息，平台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动力来主动承担任何可能的政治风险，因此反而会将审查标准严格化和扩大化——这种层层加码的扩大化并不会让人感到陌生——因而显然不能过于期待它们作为主体来实现文化治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