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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思伟等: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一)
最后更新: 2020-05-12 08:48:37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思想家当时主张:应终结不道德的君主特权并由自由主义高效的政府治理取而代之(corrupt monarchical privilege should give way to liberal efficiency)。
铁路以及后来出现的电报等新技术使得国家在运输、通讯等领域大大提高了效率,而英国自由主义者的高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来自各种税赋的总收入从1816年的略低于8000万英镑下降到了1846年不到6000万英镑的水平。为了弥补上述亏空,自由主义者们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许多闲职、开除了许多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向有德能的人开放了公务员岗位并消灭了军队中长期存在的买官卖官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英国人仍在使用那个维多利亚时代里修建的学校、医院和下水道系统。一个岛国规模不大的政府通过攻伐、诱骗和殖民等手段竟然能够成功占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土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如当时的自由党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曾认为,一个小政府也是能够做成许多事情的(it was perfectly possible to make government more useful and smaller at the same time)。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今天的西方已经失去了这一信念。
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为今天西方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s)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次政府治理革命中,“安全”(security)成为了关键词,不过这个“安全”并非战争、瘟疫所涉及的“人身安全”,而是指与社会顽疾、个人不幸以及不平等现象等概念相对立的“安全”(security against maladies, misfortunes and inequalities)。甚至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指1964年约翰逊总统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地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国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立法400多项,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峰——观察者网注),以及欧洲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被视为这次政府治理革命的后续影响。
不过在100多年前这次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其推动力量仍然是今天的我们十分熟悉的一种组合:新技术(工业化大生产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生产生活的电气化)、新思想(即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新“左派”观点,其中最激进的如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不过在西方影响力更大的要数锡德尼·维伯及其夫人比阿特里斯·维伯等费边主义学者的观点)和新的威胁力量的出现(如刚刚统一不久雄心勃勃的德国)。其实,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等更加保守的人物就认为,大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对于现代福利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曾在一战时期担任英国首相的大卫·劳合·乔治也指出:“你不可能靠三流的国民去打造出一个一流的国家”。
其实,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许多西方人仍然相信政府能够为社会大众带来福祉: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在忙于登月(他们的确成功做到了),而欧洲国家的政府则在忙于战后重建。当时的人们都很信任专家,认为他们在问题面前是无往不利的。不过在越战(正是美国最优秀、最智慧的人物发动了这场战争)和能源危机之后,西方人对政府的信任感开始逐渐崩塌了。
此后,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开始逐渐转向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相信市场(而非开明官僚体系)的力量,他们一直主张一种观点:社会大众向政府让渡了太多个人自由权利,而以此换得的好处却少得可怜。
在上世纪80年代,此类新自由主义观点引发了半场革命(a half-revolution),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开始向福利国家发起挑战。我们的“利维坦”于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私有化,而政府也开始推行减税措施。不过,我们今天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利维坦”当时只是暂时停下来消化一下腹中的积食,它并非真地在节食减肥(Leviathan was simply pausing to digest rather than going on a diet)。在今天的西方,政府消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上世纪之初,这个比例仅为10%。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在大西洋两岸都已遭遇严重困境:在美国加州,理发师需要有职业资格证书才能进入这个行业;而在欧盟,布鲁塞尔就像蜘蛛网上的一只飞虫,已经被僵化的官僚作风搞得动弹不得。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就好像是一个性情暴躁、无人爱惜的矛盾体。向国家交税的人认为国家向社会索取的太多,而依靠国家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又认为国家为自己做的太少。国家向社会承诺的越多,它自身就越不堪重负,而它越不堪重负,我们就越充满怨言。当国家对某个领域实施严格监管时,我们会抱怨;而当国家固执己见不知变通任由情况恶化时,我们的抱怨声就会更大。在英国,国有经济与活跃的私营经济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宽——英国国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在1999年到2010年期间下降了1%,而同期英国私营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却提高了14%。
与此同时,西方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已经失去了初心。最初的费边主义者主张大政府(a big state),而且认为大政府应该让教师们承担起对学生的严格考核监督之责,然而如今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等左派人士却与教师工会(而不是那些上不起学的穷人)站在了一起。今天右派的政治人物也背叛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想,这些人表面上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用本来属于政府的钱向华尔街输送利益。以所谓的“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为例,它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政府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补贴。如果共和党人真地喜欢“小政府”,那么他们大可以带着他们的“附带权益”一起去刚果定居。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4月12日美国彭博新闻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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