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科学者或人文学者其实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特别多。有些国家本身可能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没有机会去谈论和解决问题。

而中国很幸运，我们是“解决问题者”，并且面对的是宏大的问题。我知道网上有“文科无用论”的说法，这有一定现实背景，但作为文科学者，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所面对问题的价值。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比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这些问题都极具价值——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也关系到整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责任确实重大。

翟东升：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未来的机会可能比理工科学者更大一些？

因为理工科的学者，第一，在科技上实现领先、进入“无人区”之后，部分人反而可能陷入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前可以跟着美国的方向走，做得更快、更好；而真正领先之后，前面没有参照了。这是理工科面临的一个情况。

第二，人工智能正在崛起。我观察到，许多理工科教授和博士后的工作正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实验室替代。我亲眼见过整个实验室全由机器人操作，无人值守，实验做得又快又准。他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正被机器人取代。

而人文社科方面，虽然写诗、绘画这类创作似乎比较容易替代，但社会科学——至少在我看来——如战略思维等工作还难以被取代。因为当前的大语言模型或机器人，主要擅长整理资料和基于已有信息的叙述，但在产出突破性、原创性的思想，构想一个从未有过的新世界方面，仍然比较平淡。这些工作，或许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未来的重要任务。

丁一凡：不过我也经常使用一些AI工具，发现它们是需要“培养”的。事实上，它们能极大提高我们的效率，对社会科学工作者很有用。但使用中也有两面性：它有讨好使用者的一面，也伴随一定的风险。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持续地向它输入、与它互动，它的效率会提升得很快。你不能只丢一个题目就指望它给出完美答案，而是要在过程中不断提醒它：“这里是不是有问题？”“那里是不是忽略了？”通过这样的对话，它会不断进化，提供的内容会越来越精准，越来越符合你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机器的进步有点像培养学生，但它进步的速度要比学生快得多。

翟东升：说到AI，人工智能领域的中美竞争已是全球焦点。目前真正有资格在这一领域展开竞争的，只有中美两国。大约20年前我在欧洲办智库时，常有欧洲学者笑话我们，说“全世界都用万维网，只有中国自己搞了个局域网”。现在我去欧洲辩论时，常会反问他们：“现在看看，到底谁更短视？”

正是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的互联网生态，才孕育了大型互联网平台和巨头；而这些平台和巨头，又为自主研发AI提供了基础。我常问他们：“你们的AI在哪里？你们没有自己的AI，正是因为缺少自主的互联网体系。”所以我一直试图启发欧洲同行：要想赶超，不能只靠监管，归根结底必须培育自己的“种子选手”。

“种子选手”如何培育？不仅需要资本市场，更需要数据，而这些都离不开大型互联网平台。因此，欧洲终究需要重建自己的互联网。我感到部分欧洲政治人物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关于中美AI竞争，我再补充几句最近的思考。我认为双方策略有所不同。过去十年，美国感受到中国在各领域的全面追赶，自身优势不断消减，因此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焦虑之中，他们需要抓住一些“救命稻草”，寻找新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AGI（通用人工智能）。他们希望通过AI发展，再次拉开与中国的差距，重建不可逾越的优势。这可以说是美国精英阶层寄托的民族希望。

而中国的策略，在我看来，是“以正合，以奇胜”。在正面，我们走的是“AI plus”路径——将AI深度应用到各个产业领域，让AI成为每个行业的“老师傅”，推动全面升级。同时，我们也派出一支“奇兵”。这支“奇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DeepSeek、豆包等大模型。当美国试图将AGI塑造成高价产品推向全球时，我们通过开源或低价策略，实际上是在挤破这个泡沫。所以我认为，目前中美在AI领域的对抗各有优劣，态势仍在动态发展中。

丁一凡：我认为可以用上一轮互联网的发展为例，来解释当前中美在AI领域的竞争。实际上，当年美国在互联网起步阶段大幅领先中国乃至世界，但那时技术虽好，应用场景却有限。我记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评论家克鲁格曼当时就曾说，互联网对整个经济的刺激效果不会超过整体经济的20%，因为当时互联网主要局限于办公室使用。后来互联网之所以能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离不开一系列配套技术与设施的发展，包括无线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以及4G、5G等网络的建设。

如果没有这些后续的基础设施支撑，互联网如果仍然停留在最初通过办公室光纤连接的状态，它对经济、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的改造作用将非常有限。正是后来这一整套配套体系，才让它真正发挥出巨大能量。也就是说，无论现在如何想象AI或AGI的未来，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体系将其落地，它也不可能产生预期中的巨大效果。AI要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的改造，实际上高度依赖于电力、算力、网络等后续基础设施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底层支撑，AI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工具，并不能大规模地改善我们的生活。

翟东升：您提到互联网，让我想起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财政曾出现过一年盈余。其背景正是美国开创了互联网技术——尽管那时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不大，应用也有限，但由于它代表未来方向，全世界都害怕落后，因此纷纷高价购买美国的互联网服务和产品。这使得美国经济表现强劲，甚至实现了财政盈余。

而这一次，美国试图再次高价出售代表未来的人工智能服务，特别是超级人工智能，却遇到了中国推出的开源或低价方案。这导致美国难以维持高定价，也因此产生了新的焦虑。

金灿荣：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当前实质上是在“赌国运”，认为战胜中国的关键就在于人工智能。最近有数据显示，美国的主要投资都集中在与数据相关的领域；如果剔除这部分投资，其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甚至低于日本和欧洲。这背后确实存在问题。如果到2026年，相关投资仍然看不到明确的盈利前景，股市泡沫可能会破裂。一旦大数据投资热潮消退，美国整体经济就可能面临困境。

翟东升：我观察美国资本市场的周期，标普500指数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即市盈率。二战以来，该指标的上升周期通常持续约18年，期间伴有调整。最近一轮上升周期始于2009年2月，至今已超过16年。周期分析虽带有一定不确定性，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是否再过两年左右，市场又将步入下行阶段？

最近我与投资界的朋友交流时，也提醒他们注意这一风险。中国的发展事实上在逐渐化解美国的泡沫压力。2026年5月美联储可能换届，若随后开启降息加速周期，或将对美国资本市场形成支撑。但另一方面，其泡沫已进入后期阶段。因此，2026年的中美博弈，尤其是围绕AI的竞争，将成为长期斗争中的重要背景。

另外，我最近在与美方接触时，感觉相比新冠疫情时期，美国对华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与多家美国智库学者的公开及私下交流，以及一些公开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在边际上有所改善——我们确实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尽管总体印象仍偏负面，但相比前几年已有缓和。

美国股市标普500过去100年的市盈率变化图。

金灿荣：是这样的。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有篇文章，作者罗伯特·曼宁提出了一个归纳。他说美国当前正进入对华情绪的“愤怒五部曲”中的第三阶段。

按照西方心理学理论，人面对一个新事物通常有五个阶段：第一步是否认，拒绝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新事实；第二步是承认事实存在，但认为其中有问题；第三步是讨价还价（bargaining）；第四步是沮丧（depression）；第五步才是接受（acceptance）。曼宁认为，美国精英层在对华认知上已进入第三阶段，即“讨价还价”。之前他们经历过一段否认期，比如认为“中国奇迹”是假的；后来承认事实，但指责中国“偷窃”技术；如今则进入讨价还价阶段。

至于后面两个阶段何时到来，他并未断言，只强调当前已进入讨价还价，并且分析认为特朗普实际上加速了这个进程。正因为特朗普是商人出身，意识形态色彩较弱，才可能更快地将中美关系推到这一阶段。如果换作意识形态强烈的领导人，这一过程或许会更慢。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对中国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阶段的特点展开谈判。中国本身是灵活、务实国家，善于也愿意在讨价还价中做出适当让步。大国外交最重要的是务实。若遇上死守教条、只讲原则的对手，反而难办。而利益是可以协商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感觉可能是对的——中美关系大致进入了讨价还价阶段。接下来双方若能平心静气坐下来，就具体事务进行协商，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

翟东升：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中美关系正在筑底、甚至可能开始回升？如果我们能通过讨价还价达成比较好的交易。

金灿荣：这里存在不确定性。因为美国2026年将举行中期选举，如果特朗普输了怎么办？建制派那些人未必愿意认真讨价还价。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临近2025年底，美国已举行了几场地方选举，比如佛罗里达某市长选举，更早一些还有纽约市长选举——那位市长不仅是自由派，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甚至属于“极左”的社会主义者。

可以这么说，2025年前几个月特朗普那套“王八拳”把民主党打懵了，但现在民主党似乎正在恢复势头。如果2026年他们重整旗鼓，而特朗普没有重大政策失误，他确实有可能输掉选举。一旦如此，之后两年的走势就不好说了。所以趋势是好的——中美进入讨价还价阶段，但具体实施起来障碍仍然不少。

翟东升：这些障碍主要源于美国的内政。我补充两点最近与美方交流中获得的信息。第一，特朗普圈子的人在私下沟通中曾表示，委内瑞拉“必打”。我问他们，禁毒真的那么重要和紧迫吗？他们私下透露，毒品只是借口，委内瑞拉非打不可，但并未细说原因。结合刚才讨论的内容，我在想这是否可能与缓解美国财政困境有关——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原油储量，而共和党传统上与西部能源集团、传统石油圈关系密切。

我猜测，若能在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或许能获得原油开采权等相关利益，从而在财政上获得一大笔收益。这可能是其背后的考量之一。从地缘战略看，这体现美国回归西半球的战略收缩逻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财政上的算计。当然，这种做法与其传统价值观已完全是赤裸裸的背离。

另一方面，正如刚才所说，特朗普若输掉中期选举或下次大选，将面临巨大麻烦，可能遭到各种法律和政治手段的报复。

金灿荣：那会是更大的危险，毕竟美国拥有200多年的自由主义传统......

翟东升：他能否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不能接受，真的引发内战，美国分裂成USA和USB，那将是更大的危险，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动荡。丁老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丁一凡：我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一个僵持阶段。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改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力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并非他们原先想象的那么脆弱。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的格局也在变化。美国社会日趋老龄化，传统上依赖主流报纸、电视新闻等媒体，但最近互联网和自媒体影响越来越大，而在自媒体上对中国的评论往往相对更正面一些，这会影响普通民众的看法。

因此，在民意调查中，同情中国、甚至某种程度上认同中国发展模式的比例有所上升。这背后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左派称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右派则赞扬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中央集权效率，认为美国应当学习。虽然左右立场不同，但都催化了民众对华看法的变化，使其不再那么千篇一律、固执于偏见。

此外，中国的商业和媒体，包括TikTok以及差点被禁后引起更多关注的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也在渗透美国社会，影响着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加上来华的美国人越来越多，这些因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基层民众对中国的偏见。

翟东升：照您这么说，会不会将来出现一个起初听起来有些滑稽的局面：过去中国学习全世界——学欧洲、学美国、学日本甚至学新加坡，而现在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将来有一天，美国左右两派却都提出要学中国，尽管他们想学的内容可能完全不同。是否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丁一凡：我记得以前就有这么一句话：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之后，不用中国自己去说，自然会有些外国人主动来构建各种各样的中国发展理论，他们会替中国论证、阐释中国为什么会成功。

翟东升：好的，谢谢。今天我们用近两个小时时间介绍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由金灿荣老师领衔，丁一凡老师等多位作者共同呈现，我也荣幸为之作序。我们围绕相关主题展开了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谢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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