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我们的一位“好老师”。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试图在高新技术领域“卡脖子”，却未曾料到，压力反而激发了中国在关键领域的突破。中国不仅逐步实现技术自主，更在全产业链上强化自主研发，构建起更为完整、自主的产业体系。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再度试图以关税手段迫使各国就范。对此，中国的立场一贯清晰：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经过多轮交锋与磋商，美国日益认识到中国的实际实力与坚定姿态——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华表述的调整，便是最直观的证明。

经历近一年的波折与博弈，中美关系正步入一段相对平缓的稳定期。然而表象之下，诸多深层次问题依然值得深思：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本土及西半球回调，我们是否将面对一个“美国缺席”的世界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当如何与世界各国互动？又该承担怎样的国际角色？

针对上述议题，在2025年12月17日举办的《还得是中国》图书分享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共同展开了一场深入对话与探讨。本文为圆桌对话下篇。

【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金灿荣：总结来说，今年我们在斗争中取得的成功，首先是过去八年力量积累的结果。我记得2017年美国制裁中兴时，整个芯片市场中我们自给的比例只有5%，其余95%都依赖进口。而今年，芯片产业的自给率已经接近50%——虽然还有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

这就好比懂心血管健康的人都知道，如果心血管狭窄率达到95%，就必须立刻动手术；但如果只是50%，还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两者性质完全不同。通过这一系列努力，现在看来美国的压力对我们或许反而有帮助，它给我们的压力转化成了我们的动力。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压力，大家往往会选择采购现成的、容易获取的产品，而自己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的成功率并不高，失败风险很大。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我们通过自身努力，反而取得了发展，芯片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翟东升：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好老师”。早期我们实力较弱时，美国和其盟友来中国投资；后来当我们有些自满、倾向于停留在舒适区、只满足于从事低附加值产业时，它又开始对我们实施制裁。很多企业为了盈利，本来只愿意使用成熟的供应链，不愿尝试国产产品。这时候美国这位“老师”就用鞭子抽打着这些企业，迫使它们必须使用自主生产的产品。

图片来源：头部财经

丁一凡：美国把我们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我们之所以要打造全产业链，确保在所有方面都没有漏洞，是因为最初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相信利益是共享的。我们愿意让出一部分市场，同时也希望别人向我们开放市场，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但美国却不这样想，它推行逆全球化，对我们进行封锁和制裁，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大幅削弱我们在全球化中的获益。

美方对此有一套逻辑判断：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和增长，是因为依赖出口，并且出口市场严重依赖美国。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切断中国对其市场的准入，中国就会失去发展动力，追赶他们的步伐就会放缓；同时再通过技术手段卡住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中国未来的追赶速度就会更慢。这套逻辑听起来很清晰，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种压力反而把中国逼得在所有领域都自主发展起来，不仅培育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还在美国之外开拓了全球市场。因此，我们后来的这些发展，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逼出来的。

2024年全球存储器厂商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世界集成电路协会（WICA）

金灿荣：古人说“小成靠贵人”——贵人提拔你一下，你就能向上走一小步；但如果敌人往死里打你，你反而可能一跃跳上高墙。

翟东升：杀不死你的，让你更强大。

金灿荣：过去八年，美国用各种手段打压我们，其实正是在训练我们一步步走向自主，迫使我们走出舒适区，走向真正的自立与大成。所以有网民开玩笑说，以后中国崛起时应该给特朗普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翟东升：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包括前11个月我国贸易顺差超过万亿美元这个问题——在中美关税战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例，已从过去的第一位逐步下降到目前的第四位，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总出口在增长，贸易顺差也在扩大。今年我去了东南亚两次，俄罗斯一次，中欧、西欧、东欧各一次，也接待了许多国际访客。我听到一种普遍的声音，就是大家感到焦虑：中美两个大国博弈，如同两头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难免遭殃。有些国家担心中国的产能会转移到他们那里，进而冲击他们的本土产业。

比如俄罗斯就提到，中国汽车在俄销量增长很快，产品好、价格低，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俄方为了保住自己仅存的、具备潜在战略价值的汽车产业，不得不考虑提高保护性壁垒。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美国一方面在抛弃它曾经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势力试图把中国排挤出去——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和TPP，就是想排除中国。现在它排挤不了，自己反而逐步退出，那么世界可能出现的就不是“中国+1”，而是“世界-1”，减掉的那个“1”就是美国。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与其余世界该如何相处？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金灿荣：截至2025年11月底，我国贸易顺差已超过1万亿美元，实际达到约10800亿美元。到12月底预计会超过1.1万亿美元。而全世界贸易顺差总额大约1.8万亿美元，我国占比超过60%。这其实反映出一个两面性的现实：一方面说明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在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的同时，出口规模仍在扩大。

翟东升：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新纪录。

金灿荣：这确实说明我们的竞争力很强，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潜在的危机。原因在于，外部市场存在它的自然边界。当国内市场已经“卷”到没有利润、工资难以上涨时，外部市场也可能触及天花板。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创造需求——这几年一直强调扩大有效需求，这是对的。

中央现在也开始着力推进，我认为从四中全会就已开始重视，到12月10日至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尤其是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的习主席的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都表明中央的思路已经明确转变。这是根本出路，因为无论是内卷还是外卷，根源都在于需求不足。当国内外市场的自然边界逐渐显现时，唯一可持续的路径就是提升内部需求。

中国转向扩大内需是正确的，而且以中国的体制特点，只要中央重视，往往有办法、能见效。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已开始着力提升需求。如果内需真正起来，企业有了利润，工资上涨就有了空间，同时对外部市场的挤压也会缓和。实际上，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看法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却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不可持续。因此，看到前11个月顺差过万亿美元，我更多是担忧，而非欣喜。必须先把需求搞起来，尤其是内需。这能化解许多内外矛盾。

图源：格隆汇

此外，在国际政治上，我们恐怕也要做好准备，承担更多责任。正如刚才提到的“世界-1”——一个没有美国、或美国角色大幅收缩的世界正在到来。美国如今显得越发狭隘和敏感，在很多事务中要么缺席，要么搅局。未来许多全球事务可能无法指望美国，我们将面对一个“失去美国”或“美国不在场”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国内切实扩大内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也要主动承担一些责任，有些事要带头做，并且要学习如何扮演“一把手”的角色。当前中国的实际力量在很多方面已达到“一把手”水平——比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IMF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规模已达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9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地位上，按特朗普政府的说法，我们是“G2”；其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称中国为“近乎对等的竞争者”。

可以说，这里面存在很大的落差——实力已是顶级，但心理定位和领导意识尚未真正跟上。这种矛盾需要我们在认识和行动上尽快调整。

翟东升：可能我们的对外战略存在一些传统和惯性，与新的全球力量格局以及我们自身的新定位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平衡。

丁一凡：这其实也与国家实力变化有关——我们还不完全适应自己突然变得如此强大、具备如此多的能力。

翟东升：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往往比较缓慢，需要一两个世纪，一步一步台阶地走。而我们却仿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全球贸易占比、GDP 规模、工业化水平、科技实力还是军事力量等方面，都从原先相对靠后（尤其是人均层面）迅速跃升到综合力量对比中相当强势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