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是的，这就是我想问你的下一个问题。八年前你曾撰文对特朗普持谨慎乐观态度，如今却成为其持续批评者。那么你如何评价现在的特朗普？

吉迪恩·拉赫曼：我从未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事实上，早在2015年，我就曾撰文表示我对欧洲的噩梦般的设想是2016年若同时出现“特朗普—普京—勒庞”三位右翼领导人，将是欧洲的噩梦。最终勒庞未能当选法国总统，但我的担忧已说明对极右翼上台的警觉。

我之所以持续批评特朗普，首先我是西方自由主义者，而特朗普的多项主张与这一传统背道而驰。全球化虽伴随复杂调整，但总体而言是促进繁荣与和平的力量；西方社会也受益于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特朗普对移民的系统性敌意，我认为具有长期破坏效应。

其次，我认为特朗普不是民主派，实际上其执政逻辑倾向于削弱民主制衡，以“不受约束的强人权力”治理美国。对我来说，这是极具破坏性的，而且我不认为这是管理一个国家（至少是西方国家的）好方式。

第三，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不喜欢针对大学的方式，他频繁攻击哈佛、耶鲁等顶尖大学，而这类机构正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理应享有学术自主。我不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有益的，当然，谁都可以做点好事，如果特朗普能给中东带来和平，我会为他鼓掌，但他很多事情我无法认同。

当地时间9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将与哈佛大学达成协议。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反而提前催化了中国技术突破

王文：接下来我们谈谈中美竞争。你曾在你的文章中提出，中美已进入“相互依赖的对抗”（mutually independent confrontation）阶段。我想从中国视角与你分享我的观察，过去八年特朗普对华发动的贸易战与技术战，若以遏制中国崛起为目标，可谓是失败的。相反，这些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加快技术自主与战略安全布局，并在社会层面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使他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的严酷现实，并加强了我们对技术独立和战略安全的承诺。

以我个人经历为例：五年前，我将笔记本电脑从英特尔换成华为；去年，我把我的座驾由奥迪换为华为；两天前，又把手中的iPhone换成华为最新款手机。十三年来，我第一次脱离苹果，这一转变完全出于市场选择——中国品牌的产品体验已足以与iPhone媲美，甚至更具吸引力。由此可见，中国品牌的技术与质量正快速跃升。因此，我的问题是：你如何评价过去八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总体成效？

吉迪恩·拉赫曼：首先，对华技术限制在特朗普与拜登两任政府之间呈现明显连续性，反映出美国内部存在一种跨党派共识，即需要限制中国的技术进步，或者至少不向中国出售美国最好的技术，并将其视为一场长期技术竞赛。如果与美国顶级AI公司交流，他们都会说：“任何对美方算法的额外监管都会削弱自身速度，因为中国会借此赢得AI竞赛。”这是他们的根本性论点。

但我认为，相较之下，拜登团队的手段更为理性和系统，但成效不确定是否更成功；特朗普的措施则带有强烈的即兴色彩，关税幅度与执行节奏常随其对中国的个人观感而变动。所谓“再工业化”目标，我看到中国学者像王教授您曾经发布过一些相当有趣的视频和观点。当美国在某个时候对中国征收145%的关税时，中国人在视频里说：“美国人真的想坐在生产线上制造那些made in China的东西吗？”未必，他们可能不太喜欢那样做。所以我认为将生产线从中国拉回美国，也缺乏现实评估。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更适合转移至墨西哥或越南，而非回流美国。

技术封锁方面，拜登政府把重点放在半导体与超算芯片。然而三大案例显示，限制措施往往触发中方加速替代：

一是华为的案例。尽管出口管制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华为仍推出自研芯片与操作系统，我认为华为一度真的成为阻止中国占据某些领域的一个焦点。英国国内曾就是否允许华为参与5G建设进行激烈辩论，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决定，但华为已证明其能够在没有那些芯片的前提下，生产出和苹果手机一样好的手机时，中国当然一片欢腾。

在华为全连接大会2025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宣布了多颗昇腾系列芯片和演进路线，包括昇腾950系列、昇腾960系列和昇腾970系列。 图源：观察者网

二是时间上更近、但非常有趣的英伟达（Nvidia）案例。在拜登政府期间，试图阻止英伟达将其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因为美方认为这些芯片对军事技术和AI都至关重要。英伟达对此非常愤怒，因为中国是其关键市场，关于这个问题的博弈当时来回反复。但我上周在报纸上读到的是，中国方面表示“不再追求最新一代英伟达芯片”，转而投入国产或自主设计架构，目的正是降低对美依赖。换言之，正如一位反对所有这些举措的美国顶级技术专家对我说的那样：我们（西方国家）正在做的仿佛是在告诉中国：“看这里，你们在那里有依赖，那里有弱点。”然后中国就会去解决它，提前催化了原本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形成的替代生态。

三是在当时也上了头条，现在人们谈得少了，但我认为很重要的——DeepSeek案例。DeepSeek以显著更少的算力实现与OpenAI相近的生成能力，似乎是一种进入大语言模型更简单、资本密集度更低的方式。

这些案例背后隐含的信息是，美国和中国现在都在努力减少在技术上对对方的依赖。

王文：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知道西方主流媒体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所以我想问：西方主流媒体是否将中国的成功崛起视为必然？因为据我观察，西方主流媒体一方面惊叹中国经济韧性，并希望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必要的好处；但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又渲染“中国威胁论”，有些甚至暗示中国经济已经见顶。所以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成功崛起是否是必然？未来某一天是否将会出现衰落？

吉迪恩·拉赫曼：任何国家都会在未来某一天衰落，关键在于何时？正如我们刚才所谈的，当前中国在技术突破、经济增长及品牌进入欧洲、拉美等地区等方面势头明显，但仍存在若干问题。一是人口结构。总和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与日韩类似，这是东亚的整体问题。实际上，英国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如果不看移民只看本土出生人口的生育率，英国人口也会萎缩。从长期经济来看，这将导致劳动力供给收缩与养老负担上升。二是青年失业率问题；此外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

很少有经济体一点弱点都没有，这些问题显然存在。鉴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其增长路径会对全球具有溢出效应。西方当前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出口驱动？我们将感受到第二次“中国冲击”吗？因为中国国内需求较低，所以增长的来源必须再次转向出口，世界能应对这个吗？

王文：因此我邀请你近期来华，实地观察中国发展，还有你提到的青年就业情况，也许几周后你会有新的观察。

接下来是最后两个问题：近年你高度关注俄乌与巴以冲突，但我不想讨论这些冲突的实质，我想讨论的是西方未来遏制或终结战争的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未来战争会持续增加。所以西方是否仍具备让世界更和平的杠杆？你如何预测“下一场战争”与“下一场危机”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