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风险”仍将是欧洲对华经济战略的核心轴线

王文：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特别是在中国实力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问题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崛起，欧洲感到越来越紧张和焦虑。所以在过去几年里，欧洲一直在对中国实施“去风险”（de-risking）的战略。

我的问题是：在你看来，这种“去风险”政策效果如何？它是否正在演变成广泛的脱钩，进一步限制中欧关系？还是说“去风险”战略失败了，中欧经济纽带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关于欧洲的对华立场，你有何看法？

吉迪恩·拉赫曼：有趣的问题，也是我来中国时将要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首先“去风险”是被设想为“脱钩”的替代方案。因为“脱钩”这个词当时很流行，尤其是在美国、在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认为这听起来完全不切实际，西方与中国、欧洲与中国融合的程度之深，使得脱钩不切实际。所以欧洲企业会说：“抱歉，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我们不会与中国脱钩，或者说我们依赖这种或那种进口。”因此，脱钩没有意义。

“去风险”是一种说法，欧洲政府承认脱钩是一个坏主意，所以也没有要求企业那样做，因为欧洲政府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欧洲政府也认为，与中国做生意的某些方面存在风险。所以，欧洲政府会旨在保持广泛有益的经济关系的同时降低风险。

这些风险的定义是模糊的，最狭义的风险定义将是纯军事的，我认为这更多是美国关心的事。所以在拜登政府时期，特别是高端芯片对华出口实施了限制。拜登团队会做出的典型论点是：中国正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先进军事力量，我们不希望任何美国芯片被用在可能对美国船只发射的导弹上。但这其实也会对欧洲产生影响，例如，荷兰光刻公司（ASML Holding N.V.）在半导体供应链上非常先进，就像台积电（TSMC），都是那种独一无二、其他人很难做到同样事情的公司。所以美国就向欧洲施压，要求ASML不要向中国出售其最先进的产品，这是一类风险。

ASML的EUV光刻机

另一类风险在于对于中国的依赖性是否已威胁欧洲战略自主？依赖性是欧洲在某种意义上尚未真正解决的议题。绿色转型即是最突出的例证：与美国不同，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说：“我们对减少石油依赖等不感兴趣”。欧盟全力投入于此，离开中国就无法实现，必须依赖中国供给关键环节——太阳能电池板产能占全球供给的绝对多数。短期内完全替代既不现实也不经济，若全面转向欧洲本土或“友岸”产能，转型时间轴可能拉长至二十年。

然而，部分“拆解”已在悄然进行。昨天，我在瑞士一所商学院的调研中，他们指出，丹麦某风机制造商向欧盟委员会表示，如因担心数据回传且风机邻近军事设施，从政治层面要求停用中国产传感器，企业可以配合，但需面临采购溢价，这类争论正在不断发生。

“去风险”还涉及欧洲整个工业生态的存续，钢铁、化工、汽车等基础行业一旦因价格劣势而空心化，不仅会有安全风险（需要钢铁来造汽车、武器等），也会在社会层面导致西方政治的动荡。换言之，从中国采购可节省短期成本，但如果结果是德国汽车工业萎缩、钢厂关停，由此引发的失业与社会动荡将远超财政节省的收益。

因此，“去风险”并非线性削减进口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其内部议题高度分化：部分相对容易替换且争议较小，而有些部分则难度极大且争议激烈。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议题仍将是欧洲对华经济战略的核心轴线。

面对美国，当下欧洲普遍有一种屈辱感

王文：是的，所以我认为有时在很多中国学者看来，欧洲的对华立场长期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未能展现出独立性、务实性或一致性。中国人过去很钦佩欧洲，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英法德是成熟的大国，是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但问题是，当世界进入现代化后，欧洲似乎失去了独立的声音，我们似乎找不到像过去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了。所以现在，当我们再看欧洲，我们会怀念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现在欧洲的那些伟大领袖、导师、战略家。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对欧洲当前的战略有何看法？欧洲还能重现辉煌吗？

吉迪恩·拉赫曼：我会说是的，因为我认为欧洲仍拥有顶尖大学、成熟的教育体系与深厚文化底蕴，而且也是全球最富庶区域之一，理论上完全具备继续产生新思想的能力。然而，当下欧洲普遍弥漫着一种漂泊感和不确定感，其根源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当时的欧洲精英层对“深化欧洲一体化”持有高度共识，并成功完成几件标志性大事：柏林墙倒塌后实现欧洲再统一，波兰、捷克等国重归欧洲主流，欧洲的文化、信心和财富得到了巨大的提振，这不仅增加了单一市场的规模，也增加了向欧洲人开放的机会。我认为当时有一种感觉，欧洲在90年代创造了单一货币和单一市场，因为确实有像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德国总理）、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欧盟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领导人，他们有远见，能够建立足够的政治共识。

冷战结束后，欧洲普遍认为外部军事威胁下降，国防支出持续下滑，独立于美国思考问题的决策空间扩大，与美国决裂有风险的感觉减少。然而现在，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几乎都能看到欧洲的一种屈辱感。特朗普对欧盟加征15%关税时，欧洲舆论强烈支持回击，却最终未实施对等措施，因为欧洲仍然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在北约框架内约50%的前沿战力与高端情报、空中加油、反导能力依赖美国，形成“安全—贸易”绑架结构。这种依附的情况类似于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中的日本，面对美方不平等要求，日本无法真正说“不”，如今的欧洲也是如此。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比如自金融危机后，欧洲债务水平上升、潜在增长率放缓，削弱了政策自信。同时，极右与极左翼力量同步崛起，这使得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欧盟不是一个单一国家，它是由27个国家组成的，在很多时候，他们更难做出决策。当中间派、亲欧的中间派占主导地位时，他们可以做到决策，他们能创造单一货币。而在意见分歧巨大时——比如一端有对欧盟相当怀疑、更倾向于与俄罗斯和解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另一端有西班牙等更左翼的政府——在高度分裂的当下，很难把事情团结在一起。

但我只想说，我描述的只是当前的情况，这不意味着情况可能一直如此。政治可以改变，我认为特朗普的外部冲击可能迫使欧洲采取行动，但无法一蹴而就，他们正在努力在未来十年内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