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冲突与暴力

在肯尼亚，由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引发的冲突与暴力有三类。第一，选举暴力。自肯实施民主选举制度以来，几乎每次选举活动都会引发暴力抗议，其中，2007年选举引发的暴力事件对社会和人民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齐贝吉胜选后，反对派声称掌握了齐贝吉大选舞弊的证据，在全国多地挑起暴力事件。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1133名肯尼亚人被杀，数千名妇女遭到强奸，大量财产遭到损坏，5万余人流离失所。特别是在埃尔多雷特及其周边地区，抗议者将此次大选结果与族群仇恨挂钩，大肆屠杀基库尤族人，在大选结果宣布后的5天内杀害了90人。

第二，政党族群化引发暴力冲突。由于肯政党仅代表本族群利益，因而政党斗争常引起族群间冲突。例如，1969年姆博亚被刺后，南迪山区（Nandi Hills）的卡伦津族政客打算利用当时政治的强烈族群特性，在多族群聚居的裂谷省西部挑起族群矛盾。

他们利用该地区卡伦津族对基库尤族的不满，鼓动卡伦津族发表了《南迪山宣言》（Nandi Hills Declaration），宣布 “南迪地区属于南迪族；任何在这一地区耕作的非南迪族的个人、企业或者公司，都只是临时租客，必须遵照南迪人的意愿”。这一宣言引发了基库尤族严重的暴力反抗。

第三，政治清洗。为巩固统治，肯执政党经常使用暗杀等方式清除反对力量。例如，乔莫·肯雅塔的反对者卡里乌基多次公开批评政府政策，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崇拜。1975年3月，卡里乌基因一起爆炸案被警察带走后枪杀。再如，2017年肯大选投票前夕，选举委员会官员克里斯·穆桑多（Chris Msando）因了解大选舞弊的“真相”而被杀害。

4. 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狭隘的政党和族群利益主导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进而诱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第一，高贫困率。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统计，2022年，三分之一的肯尼亚人（1590万人）处于经济贫困状态；一半的肯尼亚人（2340万人，其中1170万人是儿童）处于多维贫困状态，无法获得医疗保健、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营养和住房等基本服务；儿童多维贫困率为52.5%。

同时，据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统计，肯不到 0.1% 的人口（8300人）拥有的财富比底层99.9%的人（超过4400 万人）拥有更多。肯最富有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的23倍。

第二，基础设施落后。例如，因道路排水系统老化，2024年4月肯暴雨引发洪灾，导致至少120人丧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肯每年都需要近40亿美元的持续支出才能满足该国的基础设施需求。

第三，债务问题严重。据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统计，截至2024年3月，肯尼亚政府债务总额788.96亿美元，接近于肯2023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999.4亿美元。 第四，环境治理不善。例如，根据2020年全球空气状况报告，仅在2019年，环境空气污染就导致肯约 5,000 人过早死亡。

过去十年间肯尼亚的政府债务一路走高 CEIC Data

四、结语

自独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参与肯尼亚的政治进程，以推动民主的名义利用援助、外交等手段维护自身在肯的影响力和利益，人为塑造了肯民主化历程，引发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给肯带来诸多制度张力。

首先，西方国家从自身战略目标出发，通过支持亲西方政党来塑造肯政治结构，培养了一大批肯政治精英，引发了结构性腐败。这些政党将西方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作为政治权力的来源，用族群的支持论证政治合法性，最终形成了“对外依附，对内恩庇”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

其次，西方国家通过外交施压将西方式民主制度强加于肯，阻碍了肯探索自身民主道路，使肯陷入“选举与动荡”的恶性循环。“逢选必乱”与“政党间暴力”的特点已经证明了肯需探索一条适合本土情况的民主道路。

然而，西方国家却声称实行多党制和民主选举能为肯带来真正的和平与民主，强迫肯按照其设定的一系列标准和条件发展民主政治，否则将通过外交、经济等途径惩罚肯政府，使肯长期因政治斗争陷于冲突与暴力中。

最后，西方对肯长期地全方位地民主输出、渗透使肯政府无法专注于发展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高贫困率、基础设施落后、债务高企等。

综上所述，为自身利益诉求，西方国家通过强加西方民主制度中断了肯尼亚民主化的自然进程，制约了肯探索适于自身发展的本土民主，引发了严重的制度张力。对此，西方国家应关注肯实际情况，重视肯人民的实际需求与声音，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肯提供有益于其发展的民主模式。

同时，肯政府也应深挖本国政治文化，在尊重本土文化与历史的基础上，寻求更为可持续和有效的改革路径。比如，肯政府可宣扬“哈兰贝”（Harambee）精神（所有人齐心协力——编者注），提倡团结、共享、互助，塑造出崇尚集体利益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