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易碎

从东汉末年开始，洛阳经历了多次的毁灭与重建。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迫于关东群雄并起的形势，挟持汉献帝西入关中，迁都长安。临去之时，命军队烧洛阳城外百里，又亲自带兵焚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还发掘陵墓，尽取其中珍宝。洛阳经此一场浩劫，几成废墟。六年后的建安元年（196）七月，献帝历经艰难回到洛阳，看到的是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尚书郎以下不得不自出采集野生稻充饥，献帝只能暂时住在故中常侍赵忠宅——想必早已是空宅。献帝仅在洛阳停留了一个多月，八月中就被曹操迎接到了许，洛阳再次被放弃了。曹植的名篇《送应氏》写道：

按通行看法，这首诗写作于建安十六年（211），若果然如此，二十年过去了，洛阳荒芜依旧，整整一代人消失，年龄结构出现断层只剩下近十余年生出的少年。

建安后期曹操已将邺城作为实际首都，他本人因征讨关羽而停驻并病死于洛阳，陵墓却葬于邺城附近，即今河南安阳市北部的曹操高陵，2009年它的发现曾掀起全民考古热潮。不过曹操在建安末年已着手营缮洛阳宫殿，或许是为禅让做准备。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洛阳修建了建始殿，传说就是为了建这个殿而在汉代濯龙祠伐木时，大树出血，预示了曹操的死亡。就在这一年十月，曹丕在许昌附近的繁阳完成了汉魏禅代仪式，十二月即修治洛阳宫，移驾洛阳，正式定都于此。从此洛阳又经历了作为魏、西晋两个王朝首都的辉煌期。有趣的是，西晋时左思在洛阳创作《三都赋》，其中魏都一篇描写的却是曹操时代的邺城，而严格意义上魏都从一开始就在洛阳，何以舍近而求远，甚至不惜犯史实错误？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

由于东汉洛阳城毁坏严重，魏晋洛阳城的建设得以重新规划，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曹操时期邺城的影响。目睹汉末动乱的曹魏君臣，首先决定在洛阳城西北修建金墉城，它建于紧靠邙山的高地上，可以俯瞰洛阳城，其防御功能或是模仿邺城西北的三台。金墉城在西晋历史上出镜率很高，从晋惠帝即位开始，几乎所有宫廷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包括惠帝本人都曾被囚禁于此。尤其是惠帝的羊皇后，八王之乱中屡遭废立，至少三进三出金墉城，命运跌宕至极，洛阳城破，又落入匈奴刘曜之手，后来竟成为刘曜的皇后。她说：司马家儿是亡国之暗夫，贵为帝王，却让妻子辱于凡庶，自从嫁给刘曜，始知天下有丈夫耳。将来如果拍电视剧《金墉恨》——名字我都想好了，一定要选羊皇后当主角。永嘉之乱中，金墉城长期成为屯兵要塞，称为“洛阳垒”。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一片百废待兴中，最先修缮居住的也是金墉城。

羊献容像

在此之外，邺城宫殿布局中已经出现的单宫制与中轴线设计，也被引入了洛阳。魏明帝时期，在东汉北宫故址上修建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太极殿与阊阖门，两者的连线向南延伸至铜驼街，构成了洛阳城的中轴线，虽然位置上略微偏西。太极与阊阖都是星座之名，用于宫殿是要显示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阊阖门遗址在2001—2002年得到全面发掘，证实了它始建于曹魏又重建于北魏，基本解决了魏晋太极殿位置等聚讼已久的问题。钱国祥先生推测曹魏的太极殿或是在汉代北宫主殿德阳殿或崇德殿基址上重建而成，为最高规格的正殿，其名称被历代所沿用。

汉代的南宫在曹魏时并未作为宫殿建设，南北二宫制已被放弃，《水经注》等文献所说的“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不可信从（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魏明帝的大兴土木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当时“百役繁兴，作者数万，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受到高堂隆等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批评。城内的建设之外，明帝还在城南委粟山营建了祭天的圆丘，正处于太极殿—阊阖门—铜驼街的延长线上，作为这一“宇宙中轴线”的终点。在委粟山以东不远处，便是魏明帝长眠的高平陵，很难说其地点选择与委粟山圜丘毫无关联。在明帝死后十年的正月，继任天子曹芳在曹爽兄弟陪同下谒高平陵，71岁已退居二线的司马懿瞅准这个机会奋起一击，用一场政变将天命从曹氏转到司马氏手中。

此次考察中，我们探访了禹粟谷堆和发掘中的西朱村大墓，前者是委粟山圜丘，后者被认为是高平陵陪葬墓，它对面的大墓或即是高平陵。委粟山距离阊阖门直线距离约20公里，高平陵更在其东2—3公里，这么长的路程，皇帝车驾来回至少需要四天。四天左右，对于一场政变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间窗口。如果中轴线没有成为都城规划原则，明帝选择的圆丘可能就不是委粟山，高平陵会不会也就不在此地？司马懿是否就永远等不到发动政变的机会？仇鹿鸣的《高平陵之变发微》是不是也不用写了？然而，历史不接受假设。

金墉城

西晋国祚不长，但王公权贵的骄奢豪贵，却不输于古代任何一个王朝。全国财富向这里汇集，皇家宫殿与苑囿之外，达官贵人也纷纷建起了豪宅与园林，比如后世诗人一直怀念的石崇金谷园。洛阳一时繁华无比，汉末的惨状已如噩梦般随风散去。不料好景不长，八王之乱引起永嘉之乱，316年，刘曜率军攻破了洛阳，免不了又是一顿烧杀抢掠，不过似没有董卓做得彻底。河南地区不管是贵人还是贫民，但有行动能力都拼命向南逃去，这场大移民浪潮就是“永嘉南渡”。此后北中国进入兵戈不息的十六国时期，不仅南方、北方不共戴天，关中、河北也常常处于对立境地，天下之中的洛阳，便成为实实在在的四战之地，前面提到的匈奴君主刘曜便是在洛阳城外与羯人石勒对阵时被生擒。洛阳作为神圣首都的名头还没被遗忘，东西南北的政权总想将它攥在手中，更加重了它的兵燹。石勒、石虎一边把洛阳的钟虡、铜马、铜驼、日晷等搬到河北，窃取神圣旧都的王气，一边又萌生以洛阳为都之意，石虎还曾征发数十万人修缮洛阳宫，最终仍然迫于形势，将都城留在了黄河之北。东晋北伐，第一目标总是洛阳，桓温与刘裕曾短暂收复旧都，这个功勋实在太大了，所谓功高不赏，建此功者除了去当皇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然而缺乏骑兵的南方政权终究不能固守中原，洛阳不久便又落入北方政权之手，沦为一座边地军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