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也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

2011年清华大学成立100周年之际，寒竹老师就曾发表题为《百年中国，模式初成》的演讲，提到中国模式有着自身内在历史逻辑，这个内在逻辑由三个历史阶段有机组成：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工业的独立；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补的形式解决民生问题。今日重读此文，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三大里程碑”。】

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一起讨论清华大学成立一百周年和中国模式。百年清华、百年中国。清华大学一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如何在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自强不息，通过向西方学习而使五千年的文明不断更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中国一百年来的主题。所以，在清华成立百年之际讨论中国模式具有特别的意义。

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速度正在震撼世界，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全球语言监测”(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的媒体分析机构在2009年的报告，在报告公布时间的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成为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新闻，远远超过了伊拉克战争、9-11恐怖袭击等热门新闻。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这是一个比较有共识的客观事实。但是，如何解读中国的发展，则是众说纷纭。这种理论落后于现实的现象说明，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仅仅沿用现有理论体系，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很难理解和诠释中国的现实发展。如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与转型是中国学界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有关中国发展的讨论中，中国模式又是一个聚焦的热点，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中国模式到底所指为何？中国模式对世界究竟具不具备普遍意义？相当多的专家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众多的讨论中，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常常倾向于把西方模式作为一个基本参照物，大家的分歧也基本由此展开。

但是，笔者以为，把西方发展模式作为讨论中国模式的参照物并不妥当。由于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别，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的发展经历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是基于历史发展的自然要求和全球扩张这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和优势，这两个历史条件和优势把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发国家与西方以外的后发国家区分开来。对于占全球80%人口以上的后发国家来说，西方国家发端于殖民地开拓的现代化模式是没有条件模仿的。所以，谈到发展模式，一定要做一个最基本的区分，这就是先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踩在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背上实现的，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所有的后发国家来说，很难有借鉴意义。而后发国家的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摆脱西方发达国家踩在自己上的双脚，在获得自己独立自主性的基础上寻求发展。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走的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更是在世界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卷入的，所以仅用西方的历史经验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把中国看作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这是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最基本的前提。

讨论中国模式的另一个基本要求是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中外学界的主流常把中国模式理解为一个当下的概念，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所以常常把今天中国的现实发展作为中国模式的同义语而进行横断面的解剖。这种静态分析有其合理之处。毕竟，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确为五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对改革以来三十年发展进行精细的分析解剖不仅必须，而且重要。但是，从宏观历史看，近三十年的发展实为百年中国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能涵盖中国模式的整体。

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如何凭借自身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向现代国家？中国社会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而使今天的中国模式初步成型？与此相关联，中国在特殊的发展道路上形成的模式究竟有何特点？这些特点对世界究竟有无普遍意义？

（一）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

许多中外学者在谈到中国模式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把中国模式看成是一个否定改革前三十年的一种发展模式。基于这么一种静态的看法，难免会得出一种非历史的结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今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当初为何要扼杀民营企业和市场？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的国家，仅仅用静态的方式是无法解释其发展模式的。事实上，中国模式有着自身内在历史逻辑，这个内在逻辑由三个历史阶段有机组成：这就是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工业的独立；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补的形式解决民生问题。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中国模式。

一，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前创立了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告别封建主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但是，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国家，有着从未中断的漫长文明，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是很晚的事，一直到1949年才算真正确立。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革命，并不仅仅是指国家政权的更替，并不仅仅是指国际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更不能仅仅理解为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共产党自己的政权。从宏观历史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斗争，完成的是中国由近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过渡，完成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国大业。

中国的现代民族建国之路发端于辛亥革命前后，挫败于民国初年，再次兴起于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在抗日战争中达到民族建国的高潮。抗战后，国共两党都试图完成这个民族建国最后阶段的任务：对外，摆脱所有世界列强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欺压和控制，对内，把国家政权的力量深入到全国所有的疆域和农村村落。在国共两党的角逐中，共产党最后依靠平民大众的力量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建国大业。1949年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外实现了独立自主的主权，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无法实现的；对内，中央政府的政权一直深入到了所有的边疆和农村村落，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政府无法实现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称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实质上就是宣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在中国的现代建国过程，中央集权制度居于核心位置。透视中国现代建国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本质实际上是以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式来实现现代建国。所以，中国的现代建国过程同时也是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国家形式的过程。

中国知识界对中央集权制度一直存在很多误区，一些人常常把中央集权制度等同于中央专制制度。实际上，这是对中央集权这个概念的误解。中央集权主要是指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即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这种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是相对于封建和联邦这两种制度而言。一个国家，只要不是封建制度和联邦制度，大多属于中央集权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集权和单一制基本上是同一个含义。所以中央集权跟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并无必然联系。

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除了美国这个特例，在一开始都是通过中央集权形式建立起来的。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所有这些先发国家得以完成现代建国的关键。与欧洲和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