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西方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社会内发的情绪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不可否认，福山在20世纪最后十年提出的这一论断，抓住了整整一代西方人的时代精神；但如今，地缘政治与国际格局迅速变化，连福山本人面对全球局势也开始变得迷惘与失序。

本文以“再文明化”为核心，批判福山“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西方普遍主义幻觉，西方自由主义陷入了“去文明化”的困境；而相对地，中国正以文明国家姿态，将传统价值与现代技术、国家治理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必须摆脱“后历史时代”的迷思，重认自身希腊-罗马-基督教根基，与中国等文明互鉴，在差异中寻求共生，共同开启“再文明化”进程。

大卫·劳埃德·杜森伯里（David Lloyd Dusenbury）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2017年获得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后奖学金。自2024年8月起，他被任命为佛罗里达大学人文学科副教授。

菲利普·皮尔金顿（Philip Pilkington）是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和地缘经济问题。著有《经济学的变革》（The Reformation in Economics）（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及最新出版的《全球自由主义的崩溃》（ The Collapse of Global Liberalism）。

本文首发于《American Affairs》2025年11月冬季刊，原标题“The Era of Re-Civilization？”（译：再文明化时代？），中文版由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大卫·劳埃德·杜森伯里、菲利普·皮尔金顿，翻译/孙良慧】

“和谐能使细微之物臻于伟大；失调足以令伟大之物枯萎凋零。”—— 利玛窦（Matteo Ricci），1596年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引发轰动。当时身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副主任与兰德公司分析师的福山坦言：他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绪。他写道：“我们眼前的，或许不只是冷战的终结，或是战后某个时代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 这让他恐惧吗？并没有。这个“后历史”（post-history）并非由灾难带来，而是由他所谓“西方理念”的登峰造极所驱动；而在他看来，自由民主正是这一“西方理念”的体现。于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并非悄然而至，反倒像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技术官僚般显现出来。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信服。福山1992年出版同名论述的书籍《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便遭到负面评价。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指出，学界几乎“普遍拒绝”福山的论断：“难得的是，右翼、中间与左翼在这一点上反应一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是凭着一种情绪提出他的判断的。不论批评者如何评论，他的想法与大约1990年前后的西方情绪高度契合：一种可以准确称为“狂喜”（euphoria）的情绪。福山将自由民主的必然胜利视为预设事实，他的观点迅速在华盛顿传播，并传至伦敦与柏林。自由主义不只是击败了苏联共产主义，甚至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这种看法迅速扎根于西方政策圈。对许多自由派人士，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婴儿潮”世代而言，他们真切地感到自己已赢得了历史的大博弈。

但福山的影响并不只是情绪层面，他提出了一个理论。依照该理论，“历史终点所出现的国家必然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会在自由主义国家那里完成其发展，因为在福山看来，自由主义并非众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也不是偶然形成的制度类型，而是人类本性的必然政治表达：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这种渴求不仅是苏式共产主义无法满足的，任何形式的“非自由主义”都终究无法满足。

如果推动历史发展的，是这种对尊严与自由的基本欲望，那么更具体的是什么？福山给出的答案是：承认（recognition）。这是人类古老的个体渴望，在现代政治中成为对“权利的普遍承认”的斗争。福山认为，社会矛盾——也就是历史的动力——都只是这一渴求的外在形态变化。他的希望是，当自由主义国家成熟为“普遍”（universal）且“同质”（homogeneous）的政治文化后，“此前的所有矛盾都将得到解决”。当推动历史的欲望得到满足，“后历史”才能真正开始。

当然，“后历史”并非天堂。福山从未否认战争仍将存在，他只是断言未来不会再出现大国间真正的意识形态冲突。“后历史”的世界将呈现一个被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被安抚的核心”（pacified liberal core），所有社会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都将被压缩到逐渐缩小的非自由主义边缘地带。

自苏联解体以来，“福山”一名便成了自由主义霸权的象征——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看来，它代表着自由主义的力量或傲慢。批评者几十年来不断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至少从2002年起就成为一种固定文类。

1990年的弗朗西斯·福山

不过，并非所有批评者都真正脱离福山的意识形态框架。比如《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2003年的一则评论中，“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只是意味着自由主义核心需要更强硬地抵御其非自由主义的边缘。该文写道：“伊拉克是反恐战争的中心前线”，因此伊拉克战争势在必行。此处的含义显然不是“历史的回归将终结自由霸权”，而是“历史正在召唤自由主义核心运用更强的力量”。也就是说：再推动一下，便能真正实现历史终结！

而今天，局势已截然不同。中国已崛起为大国；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其国际地位在某些方面反而得到了强化；伊朗及其代理人（尤其是胡塞武装）表现出极强韧性；昔日被嘲笑为“世袭共产主义”的朝鲜如今让人忧虑韩国政治的稳定；“9·11事件”与阿富汗、伊拉克的失败占领曾撼动历史终结论，却未真正击碎它。

直到最近几年，福山本人在全球局势面前变得愈发迷惘与失序。

2022年3月，他发表文章《为失败做准备》，预言俄罗斯将在乌克兰遭遇“彻底失败”，普京将“无法存续”。他确信欧洲与美洲的“民粹主义者”在战争首月受到“巨大打击”，其影响力将随着战事而消失。最后，他认为乌克兰为中国提供了“良好教训”：北约的军事力量在黑海乃至台海都不可低估。

次年，福山甚至在斯坦福大学会见了备受争议的乌克兰“亚速营”代表。就在2021年，《哈珀》（Harper’s）杂志仍将“亚速营”列为乌克兰“右翼武装”。资深战争记者阿里斯·鲁西诺斯（Aris Roussinos）也将其列为乌克兰的“极端主义民兵”。但这些都未令福山这位晚期自由主义最具标志性的思想家感到困惑。

然而，乌克兰的实际局势已完全否定了福山的预测。他显得与现实脱节，并试图将误判归咎于他人。在他最近发表于雅莎·蒙克（Yascha Mounk）创办的Persuasion专栏的文章中，他抱怨美国在战争中“改变了立场”，而他本人因十年支持乌克兰的自由主义项目而“感到受伤”；但对他为何在2022年做出如此严重误判，却鲜少反思。

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当福山宣称我们正处于自由与非自由阵营之间的“全球斗争”时，他实际上已在否定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因为所谓的“后历史”与“永久自由霸权”，原本就是要让世界摆脱这类冲突的。

一、世界历史的行进（World History on the March）

让我们暂时抽离当代地缘政治，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福山最初论断的思想背景，使其能够抓住整整一代西方人的时代精神？

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思想源头主要来自两处，并与之紧密相关：

1. 黑格尔（G. W. F. Hegel）1807年的代表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2. 以及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 / Aleksandr Kozhevnikov）在1930年代巴黎所做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黑格尔《现象学》讲座（lectures on Hegel’s Phenomenology）

福山坦率且大量地借用了黑格尔与柯耶夫的思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几乎只使用了上述两部作品本身。

黑格尔当然远不止《精神现象学》，柯耶夫也不仅仅是《阅读黑格尔导论》。但福山的“历史终结”概念，是从对这两部作品的一种高度孤立且单线性的解读中提取出来的。因此，他对“历史”的理解深受黑格尔所谓“世界历史的个人”（world-historical individuals）概念的影响。

这一思想把我们带回1806年——那一年，神圣罗马帝国终结了。

1806年，黑格尔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冲击。当时他在普鲁士的大学城耶拿担任无薪“特聘教授”。就在这里，他在拿破仑率领“大军团”横扫而过的浪潮中，看见了骑在马上巡视的拿破仑。

在许多欧洲人视拿破仑为“反基督”之际——这个人推行大规模征兵，发动史无前例的惨烈战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视他为将法国大革命理念传播整个欧洲乃至俄国的历史载体。黑格尔认可这一点，但他看到的比别人更多：他看见了世界历史本身正在前进。

黑格尔目睹拿破仑进城

普鲁士军队在拿破仑军队猛攻下溃败，而耶拿随后被焚毁掠夺。就在此时，黑格尔写下了著名的文字，描述他看到拿破仑的那一刻：

我望见那帝王 —— 那所谓 “世界灵魂”（world-soul）—— 正骑乘骏马，出城巡察。凝视着这般众目所归的人物，看他指尖似触寰宇、掌心若握山河，心头涌起的，真是一段奇妙难言的感受。

黑格尔是否将拿破仑视为“历史终结”的开端，并不完全清楚。他更常说的是：拿破仑的任务是“完成雅各宾派开始的小说”（“finish the novel”）。

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黑格尔是否将那位靠枪炮推行启蒙理想的法国皇帝（拿破仑）视为“历史终结”的开端。相反，黑格尔更愿意说，拿破仑的使命是 “续写完雅各宾派开启的‘篇章’”。

无论如何，福山所借鉴的另一位核心思想人物——柯耶夫，却直接将拿破仑与“历史的终结”画上等号。此外，柯耶夫还将约瑟夫·斯大林视作拿破仑的“隐秘继承者”，他期望这位格鲁吉亚领导人能在莫斯科，完成那位科西嘉人（拿破仑）当年在巴黎开启的事业。而且，就像黑格尔因拿破仑将开明政治带到欧洲而对其心生敬佩一样，柯耶夫也因斯大林在欧亚大陆巩固了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启发、追求平等的共和联盟，而对斯大林极为推崇。

即便在狂热捍卫斯大林时期，柯耶夫依然坚称：历史已在1806年的耶拿结束。斯大林不过是在完善拿破仑首先实现的、黑格尔随后理论化的启蒙理念。在柯耶夫看来，马克思主义革命并非要摧毁自由主义启蒙的制度，而是要让其完成。他甚至颇具争议地认为，斯大林政权是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身”。如同“马克思之于黑格尔，正如斯大林之于列宁”，而这一革命序列最早源于拿破仑。

柯耶夫推测，所谓“历史的完全整合”（total integration of history）——也即历史的终结——在拿破仑所建立的自由主义秩序中已然实现。

亚历山大·柯耶夫

黑格尔在1806年（与拿破仑）洞见历史真谛的惊鸿一瞥之后，进一步表述：历史必须终结、拿破仑被举世公认的“自我意识”新形态就是历史终结的表达形式，并且政治自我意识自然成为了普世性的认同政治。如自由、平等、博爱等。

柯耶夫是否一直忠于斯大林，甚至是否至死保持克格勃线人的身份，大家对此争论不休；大概率他确实做到了。这也引发一些制度上的讽刺：柯耶夫曾亲手参与打造欧洲共同市场，并推动“欧洲联盟的创建”直至1968年死于布鲁塞尔。在评论者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看来，他至死都是一位“浪漫主义官僚”。理论上反讽的是：这位斯大林主义哲学家竟成为后冷战自由主义神话的奠基者之一。我们可以问：“历史终结论”是否其实是斯大林主义的最后的笑容？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柯耶夫认为拿破仑和斯大林都是极其强硬的人物——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暴君——他们所致力推动的是 “普遍革命国家的空间扩张”。对柯耶夫而言，“历史的终结”不过就是“人类先锋队”彻底胜利，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先锋队起源于雅各宾派（Jacobins）与波拿巴派（Bonapart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