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再文明化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Re-Civilization）

当今几乎无人会主张：中国的未来是自由主义式的。相反，它的未来是文明性的。中国并不寻求废弃或压制自身的古老文明，而是要复兴传统，把历史过去与未来社会结合起来。这是对西方那套已经崩塌的“历史终结”思维的彻底否定——是对历史的自觉重申，是对文化记忆的战略性拥抱，也体现出这样一种认识：除非进入真正的“末世论领域”（eschatological realm），历史根本无所谓终结。

对于无神论者而言，在最后一个人死亡或不再像人类时，历史即终结；对有神论者来说，历史在上帝决定的时刻终结。但任何试图寻找一个永久性的“后历史”状态都是幻想：那是启蒙时代的梦，后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者同样继承。

中国正在走的道路不同。“文明复兴”（Thomas Carlyle称为“recivilisation”）是一个将在未来几十年塑造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自觉任务。因此，当国家领导人说“中华文明的独特特征必须被尊重并传承”时，他指的并不仅是现代中国，而是指向“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之深厚根基”。

现在问题转向西方：西方是否也会重新文明化？它的政治与知识阶层是否愿意重新尊重其三千多年文明遗产的丰厚基础？我们在西方逐渐意识到的现实是：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自由主义是一种批判性意识形态，而非建设性意识形态。晚期自由主义被削减成一套抽象规则，对西方造成了一连串“去文明化”的后果。

西方之所以混乱，正是因为相信了类似福山在1990年代初散布的陈词滥调。如今，西方知识界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再文明化，尽管他们产生这种意识的理由与中国完全不同，但觉醒正在发生。中国文明的根基在孔子及其思想传统；而西方“离心文化”（eccentric culture）的根源则在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基督宗教的复杂遗产中。

许多期待“再文明化”的西方人怀有浪漫想象：似乎现代科技与国家制度将消失，社会会回到古老村落式的封闭生活。

但这极不可能。再文明化的真正过程，是将祖先文明的要素，与超现代的技术与治理方式结合起来。

当西方的自由意志保守派厌恶国家官僚体系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官僚体系本身，就是灌输文明的工具。法律是教师，而官僚体系则是法律的执行者。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交媒体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因此，社交媒体高层“发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规律：要掠夺一个人，就去迎合他的恶习。于是社交媒体变成了一个漩涡般的去文明化力量。技术越能高效激发人性弱点，使人沉迷，它就越有利可图。在一个追求再文明化的社会中，这类诱导恶习的应用要么被严格监管，要么会被具有社会价值的系统取代。

自由资本主义最终会侵蚀自身，因为它迫使人们过度工作与消费，使他们无暇以足够数量生育与抚育下一代，以维持劳动力规模。

合理的回应是：重塑经济结构，使“稳定家庭的形成”优先于短期GDP增长。这意味着：

·生产与消费必须围绕实现替代生育率进行安排；

·国家必须积极参与收入再分配，将资源从“无生育意义的消费”转向家庭；

·国家必须积极推动“家庭生活”成为基本追求目标。

自由资本主义已被证明会推动年轻人走向“无繁衍意义的消费”，只因这符合短期利润最大化。

历史学者伯恩德·勒克（Bernd Roeck）指出，“过高出生率的问题”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就已被讨论。但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低生育率问题——它虽略高于德国等数个欧洲国家，却低于欧盟整体与美国。这既与快速老龄化相关，也仍带有计划生育长期执行的后遗症。

然而，西方没有资格自满：中长期来看，中国在人口结构上的优势远大于表面数据。例如农业就业：欧洲约3.8%劳动力在农业，美国约1.6%，中国仍有超过22% 劳动力在农业。这意味着：若城市每年需要1%的劳动力增长，中国乡村至少还储备约17年的潜在劳动力。但当中国为这种人口流动建造大规模住宅项目时，西方批评者却称之为“鬼城”。

在再文明化工程中，“鼓励生育政策”将是所有先进国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关键不是西方人希望看到的“中国生育率低”，而是中国改变了生育政策，现在公开将生育率视为国家战略性问题。生育被冷静地视为国家与文明的重要指标，不再与移民挂钩。换言之：中国正在向一种“亲生育型文明国家”转型。

美墨边境聚集大量非法移民 美联社

华盛顿、巴黎、伦敦、柏林——都没有类似中国的文明国家意识。越来越难否认：在整个西方，高移民与去文明化效应是关联的。但幸运的是，自由主义并不是福山宣称的“西方理念”。

在雅各宾派噩梦与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政治家与思想家曾做出冷静且务实的反思。随后，西方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高速增长与“文明重新焕发”（effulgence of recivilisation）。经历冷战后期与“历史终结论”的幻觉之后，我们也应该期待一个新的文明复兴时代。

新的文明复兴时代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可能：中西的“共同再文明化”。这种思想打开了新的可能性：或许西方与中国能够共同进行再文明化。或许这两个文明“最古老与最新”，可以停止将彼此视为竞争者，开始意识到双方都致力于一种积极的历史进程。

一种世界历史性的进程，但不是福山式的“普遍与同质”。

而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过程，在这其中：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s）能被承认，历史性文化可以并存、协和，并且文明之间可以在差异中共处与和谐。

也许，正是这种愿景——把西方重新带回历史之中——才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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