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媒体报道，12月3日，欧盟委员会将公布一系列措施，试图减少欧盟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所谓“过度依赖”。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的涉台错误言论，也将中日关系推至历史冰点。分析人士称，欧盟缺乏对中国客观理性的分析，日本则是罔顾历史和国际法的有意挑衅，二者针对中国的行为虽不能相提并论，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存在根本性的认知错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华策略的微妙调整。据媒体报道，特朗普不仅主动致电高市早苗“不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挑衅北京”，也对欧盟围绕中国的种种偏见言论不胜其烦，甚至中途退出“G7”论坛。美国为何会有如此转变？其对中国战略定位是否早已改变？

对此，美国著名东亚研究学者、中国事务专家康灿雄与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助理教授黄兆希、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泽诺比娅·陈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顶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联合撰文，对中国战略意图进行深度分析。文章批评美国传统战略界长期以来对中国认知的严重偏差，认为此类对华战略意图误判导致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被大大压缩。

该文从历史传承与现实政策双重维度澄清中国战略意图：中国是一个内政主导型国家，追求的是维持现状，而非对外扩张、争夺霸权，其战略意图自始至终都是清晰、连贯且有限的。中国的核心利益层级分明地集中于国内稳定、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本文为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了客观理性的新视角，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阅。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文/康灿雄、黄兆希、泽诺比亚·陈，编译/肖思航】

翻阅美国的政策报告与学术文献，关于“中国想要什么”的答案几乎一边倒：其一为“领土扩张”，负责制定美国新版《国防战略》（NDS）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就宣称，“台湾省份”是中国实施扩张主义的跳板，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领土主张；其二为“地区霸权”，著名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曾断言，中国正在谋求亚洲的地区霸权，并修正世界现状；其三为“取代美国”，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表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旨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持久战。

可见，在传统的美国政策学术圈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仍甚嚣尘上。基于此类对华意图的严重“误判”，美国政策界普遍认定，中国已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构成实质性威胁。由此，他们提出一系列应对主张：美国应推动对华脱钩，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在亚太地区构建广泛的遏华区域同盟，并且在必要时候考虑战争。

但事实当真如此吗？通过量化分析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以及官方政策文件，著名东亚研究学者康灿雄（David C. Kang）和他的研究团队得出一个异于西方主流叙事的判断：中国是一个内政主导型国家，将国内稳定、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视为核心国家利益，追求维持现状，而非对外扩张。具体而言，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清晰、一贯且有限的。

首先，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清晰的（unambiguous）。中国绝非难以捉摸的谜团，其核心利益早已通过面向国内外的各类文件、演讲及政策声明充分阐明。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官方政策文件与主要领导人的公开演讲，厘清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中国想要什么？

结合官方表述，中国的核心利益按重要性层级排序为：国内稳定、主权与领土完整、社会经济发展。国内稳定是一切发展的根基，数据显示，《人民日报》中提及“斗争”的相关报道，多数聚焦于经济发展、反腐败等国内治理挑战，而非国际关系领域；主权与领土完整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涉台、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以及南海、东海的边界争议，本质上都是中国对维护自身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守；社会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富民强的核心路径，中国正不断明晰与全球各地的经济互动战略，致力于扩大区域经贸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1月28日，福建海警位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其二，中国不想要什么？

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宣传逻辑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从未出现过扩张性目标，也无争夺全球领导地位、谋求霸权的相关表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数据分析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人民日报》中涉及“东升西降”的文章，均未将这一表述置于地缘政治竞争或扩张主义的语境下进行阐释。

此外，中国从不主动输出意识形态，始终保持战略话语的克制与审慎。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适用于全球的通用模式，其明确将中国的发展抱负与理念限定于中国自身范畴，绝非强制他国效仿照搬；反观美国，却常常自诩为全球价值观与国际规范的“代言人”。同样，中国始终摒弃侵略征服他国的行为逻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对周边主权国家或地区构成生存威胁。

其次，中国的战略意图具有历史传承性（inherited），而非当代新创。尽管学术文献中往往将中国描述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但用“复兴大国”定位21世纪的中国或许更为贴切。因为中国始终秉持着一种“跨朝代”的认同：如今中国的诸多核心关切（尤以领土关切为要）其源头至少可上溯至19世纪的清朝时期。以中国台湾省为例，清政府于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首次正式将台湾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的国家治理体系。

在此之前，台湾地区既无独立的政权实体，也未形成与其他国家对等的外交关系，其身份是中国领土范围内尚未完全纳入有效治理的“边疆”（frontier），而非国家之间的“边界”（border）。因此清朝对台湾的治理并非所谓的外来征服，而是对本国边疆区域的整合与规范化管辖。二战结束之际，《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省的主权。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利夫（Liff）与艾肯伯里（Ikenberry）承认：“中国对台湾问题等领土主张早在其崛起前数十年便已存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政府已具备以数年前无法实现的方式坚定捍卫这些合法主张的能力。”

再者，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有限（limited）而非扩张性的。多年来，西方学术界存在一种观点，即中国在多个方向采取“切香肠”（salami slicing）战略（译者注：一种渐进式策略，核心是把难以一次性达成的重大目标或不合规的大动作，拆解成无数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逐步推进，凭借这些小行动的累积效应实现最终目标），用类似“温水煮青蛙”的方法推行自己的领土主张，以谋得亚洲的地区霸权。在这一认知框架下，美国政策界认定有必要强化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并鼓励地区中小国家在美国的军事支持下更积极地主张“自身权益”，这无疑加剧了地区冲突的潜在风险。

实际上，东亚地区国家并不为“切香肠”战略买账。有大量证据表明，尽管美国将印太地区视为遏制中国的关键要素，但该地区几乎没有国家愿意卷入此类战争。作者指出，东亚各国普遍认为涉台议题是中国的内政，东亚国家并不将中国对台湾地区的主权主张视为中国领土野心扩大的信号。从历史维度进一步审视，中国在清朝鼎盛时期领土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若中国存在扩张意图，理论上应寻求恢复历史上的最大领土疆域；但新中国不仅从未提出此类诉求，反而通过边界谈判将现有领土边界以法律形式固化。这一实践充分体现了对他国领土主权的尊重，也清晰说明：中国的领土主张并未随自身实力提升而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