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开放被视为威胁的时代

在阐释完这一以安全、领土和国家存续为中心的逻辑之后，我想转向一个可能更贴近大家当前关注点、在结构上高度相关的议题。

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世界秩序，是各国之间存在着顺畅、稳定且互利的贸易关系。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确实曾经形成过这样一种表面上的“良性贸易关系”。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本身是不平衡的。当时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位为美国企业——以及德国、日本等国家企业——的“延伸生产平台”；中国既是一个可以低成本组织生产、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基地，同时也是一个用于吸纳产品、消化过剩产能的巨大市场。

真正的结构性转折，出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国内开始出现一场重要而持续的讨论：中国正在加速追赶，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从以互补为主，逐步转向替代性增强、竞争性上升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及其背后的政策力量试图采取的核心策略，是在贸易与投资规则层面对中国形成一种“外部制度性包围”。具体操作是设定一整套高标准规则，并尝试将欧洲国家也纳入这一体系，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两个协议形成制度联动。

这些规则所覆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政府采购、数据流动、资本与金融流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等——而这些，正是美国政策圈普遍认为中国仍然存在较强“国家干预”的关键领域。其整体设想是：一旦形成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区域，并且该区域运行一套明显不同于WTO的规则体系，那么中国若希望进入这一市场、维持对该地区的出口，就将被迫在制度层面向这些规则靠拢，从而被动推进进一步的“开放”。然而，这一构想最终并未在美国国内获得成功。

如今，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成功动员了美国社会中反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广泛情绪。对这一点，我个人并不陌生。我曾系统考察了美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美国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过对“进一步开放”的广泛民意支持。即便精英们试图依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教育”公众，强调自由贸易的长期收益，但这种说服在社会层面始终未能真正奏效。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当贸易政策逐渐成为一个更突出、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公共议题时，社会层面的抵触情绪反而不断上升，对自由贸易的怀疑也被进一步激发。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对外开放，并非主要通过社会共识推动，而是通过“美国领导力”的叙事来实现的——“对外开放”被包装为一种领导世界、巩固“西方阵营”的战略选择。在冷战时期，这种叙事确实奏效。但冷战结束之后，这一逻辑开始失灵。

最早的警示信号之一，正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公共讨论过程中，得州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成功动员起美国社会中对墨西哥的疑虑与反对情绪。这种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反外国人”色彩，尤其集中于拉美移民和拉美国家。与此同时，美国正经历一轮深刻的去工业化进程——这一过程既部分源于贸易冲击，也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对美国许多地区而言，这一转型是真实而痛苦的。在传统制造业带，就业岗位流失、房价下跌、社区衰落，而国家层面的再分配与补偿机制却十分有限。由此积累的社会焦虑，成为可以被政治力量动员的重要情绪资源。

罗斯・佩罗（Ross Perot），得州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同时也是美国史上最成功的第三方势力总统候选人。1992年，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获得了约19%得票数。 图源：AP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同样关键、却常被忽视的事实：美国的商业精英群体并未真正投入政治资源，去支持奥巴马时期的对华战略。正因如此，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系统性地拆解了奥巴马政府围绕中国所构建的那套战略框架。特朗普本人高度关注高科技领域的领导权，并开始直接点名、打击若干中国高科技企业。他所选择的，并非“联合盟友、通过规则施压”的路线，而是绕过盟友、采取更直接的对抗方式。而事实也表明，这种策略的效果并不理想。

正因如此，拜登政府上台后所采取的路径，是重新激活“联盟战略”，但也并未回到奥巴马时期那种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阶段。同时，拜登政府注重所谓的“去风险化”（de-risking），即鼓励美国企业逐步将部分产能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国家，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拜登政府重新强调产业政策的作用，试图通过更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来重塑产业结构。不过，由于实施时间较短，这一努力迄今尚未取得显著成效。

当前，特朗普再次回归。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讨论民族主义的上升，以及民族主义在危机条件下可能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风险。但我们当下真正看到的是一个更令人不安、也更具结构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独裁力量”正在上升。这种变化体现在多个层面：对国家官僚体系的攻击、对司法系统的施压、对自由派大学的持续抨击。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为对外政策上的强硬，而是逐渐演变为对本国资本的管理。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正在将关税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用于约束和施压大型企业。例如，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也不得不亲自与特朗普沟通，争取关税豁免。这清楚地表明，关税早已不只是贸易政策工具，而是一种直接的权力工具——这一点，迄今并未得到足够充分的讨论。

或许，资本对特朗普的制衡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但在最初阶段，相当一部分资本力量实际上是欢迎特朗普政策的：他们支持放松监管，支持削弱劳工保护，也乐见其与欧盟的对抗——尤其是在欧盟试图在数据流动、竞争政策等领域施加更严格规则的背景下。然而，随着政策逐步推进，当这些措施开始直接压缩企业的生意空间与决策自主性时，资本界的不满也开始显现。

在这里，我想引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对照。德国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德国的资本家曾支持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最初认为，这位出身并不显赫、政治背景并不“体面”的人物是可以被操控的。他可以动员群众、打击左翼力量，而真正的权力仍会掌握在传统精英手中。但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错误的。最终，是希特勒掌控了资本家，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失去了任何制衡能力。

就美国而言，我个人仍然比对德国历史更为乐观一些，因为两者毕竟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制度环境之中。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亿万富翁群体并非天然反对“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只要他们能够直接接触权力核心，只要能够获得例外、豁免或巨额政府合同——例如公共采购中的防疫物资订单——他们往往可以接受这种运行方式。再比如，美国的云计算业务，本身就高度依赖地方和州政府的采购。因此，在现实中，许多资本力量选择了与这一体制“共存”。

如果将视角重新拉回中美关系，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总体而言，美国资本并不希望与中国彻底“脱钩”；然而，特朗普政治联盟中的一部分力量，尤其是其民粹主义基础，却明确追求这种脱钩。这种诉求背后，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历史倒退式想象”。在我看来，特朗普本人在政治与社会观念上，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女人在家呆着、黑人打打杂，白人则是中流砥柱。更重要的是，这种想象被他投射为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整体设想。

这一点，在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强烈反对传统的美国外交与战略路线。在其构想中，美国应当主动向俄罗斯靠拢——不仅因为俄罗斯被视为一个“基督教的、白人的国家”，而且因为其文化在身份认同、社会价值等方面，对多元主义和对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持排斥态度。在这一想象中，凭借俄罗斯庞大的资源储备和战略纵深，可以对中国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包围战略”。当然，这种设想本身极为狭隘，也严重低估了当代国际体系的复杂性，是一种视野高度受限的战略构想。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特朗普政治联盟中的一部分力量，开始积极支持对反对派的压制。例如，“林肯计划”（Lincoln Project）这一由专业人士组成、长期对特朗普持批评立场的平台，其创始人之一的名字近期就出现在所谓的“爱泼斯坦文件”中——据称，其曾试图说服爱泼斯坦向麻省理工学院捐款。随后，特朗普方面迅速借此展开政治攻击，暗示其可能卷入相关性丑闻。一方面，特朗普可能正在有意识地压制相对独立的亿万富翁。但其更宏大的目标，还包括增强自身在战争动员与资源自主性，并试图重新将拉丁美洲塑造为“后院”，以确保资源获取的稳定性。

8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了会晤。 图源：NYT

这也引出了我在演讲结尾想要提出的一个宏大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仍然能够避免某些历史路径的重演？这一问题并不只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对多个国家、多个政治体制都同样成立。

在德国，这一讨论尤为敏感。众所周知，在德国统一之前，西德社会长期处在高度军事化的安全环境之中——不仅拥有本国军队，还有大量美军长期驻扎。

我可以分享一段个人经历。小时候，我的父母在森林边有一套小公寓，我们经常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出行，频繁看到美军车队经过。但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交换学生来到美国时，却几乎看不到任何军队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当时，美国的主要军事部署并不在本土，而是在德国。

随着德国统一，这一点被明确写入相关协议：德国军队规模必须大幅缩减。而这一目标，确实在随后几十年中得以实现。此后，德国军队逐渐演变为一种更接近“行政机构”的存在——主要负责退役军人的安置与养老金发放，维系一定的对外联络与组织网络，而不再承担传统意义上的高强度军事职能。

然而，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德国现在开始重新武装，并且是在俄罗斯对其周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试图增强自身力量，那么这一过程是否存在再次“越界”的风险？防御与失控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这是当下德国社会正在严肃、持续讨论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