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融化时代的开放

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领先国家的优势和权力则开始更多地通过金融与制度层面体现出来。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富裕国家凭借其金融优势，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开放。这种开放并非对称进行，而是以资本、金融和制度规则为杠杆，对其他国家施加结构性压力。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会轻易被这种力量所撼动。一些国家表现出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中国。然而，对更多国家而言，尤其是那些制度基础本身较为脆弱的国家，这种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剧烈冲击。

这种冲击，还进一步催生了一种国际货币等级结构（currency hierarchy）。在这一结构之下，许多国家中掌握资本和财富的精英阶层，往往倾向于将资产转移并“锚定”在更高等级的硬通货之中，尤其是美元和欧元。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财富安全、规避本国货币与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一行为并非没有代价。其直接后果是：本国的产业政策空间被显著削弱。当资本不断外流、转向更高等级的货币体系时，国家就更难以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来支持本土产业升级和长期发展战略。

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早期债务危机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随后，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尤其是在印尼的债务危机中，再次集中显现出来。在这些债务危机中，西方实际上已经非常“熟练”地采用了一种做法：借助危机压力，强行推动这些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和制度结构。这些条件并非中性的技术性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并放大了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往往进一步拉大了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其结果反而使得这些国家更难实现追赶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挥了关键作用。

因此，我对李嘉图的理论提出一点批判：分工固然有巨大优势，但也会导致不平等，而不平等会引发权力差异，进而催生维持高价的策略。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关于“贸易即和平”的观点我也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荣誉难以分割，但贸易带来的财富可以分割。但我认为，他忽略了对垄断的追求——这种追求具有不可分割性，且某些关键生产资料是有限的，必然引发对资源获取权的争夺。

在此可以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强国信奉“购买力决定资源分配”，即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能获取一切资源。但实际上，即使是那些缺乏购买力的国家，也应能在自己的领土上获得必要资源——即便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这就会引发国家间的冲突。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后国内大幅度削减预算。 图源：AFP

四、回归民族主义与安全逻辑

在上述的一系列背景下，一些“竞争型国家”（contender states）开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相关思想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英国哲学家、《利维坦》作者）。霍布斯的核心判断是：要克服社会内部的分裂、避免无序竞争，就必须依赖一个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除了领先国家和竞争型国家外，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第三类数量庞大的国家，它们主要分布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这些国家既不同于已稳固占据优势地位的核心国家，也尚未完全跻身成功的竞争型国家之列。这类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层面都高度介入。这种干预并不局限于产业政策或宏观调控，而是扩展到社会组织、资源配置与人口动员，形成一种高度整合的国家治理结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将社会能量集中起来，指向一个明确目标——为工业化和国家能力建设服务，实现赶超，巩固国家主权与安全。

然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动员逻辑，也会引出新的问题：在国家尚未真正强大之前，其发展逻辑往往会转向一种以领土和安全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即，相较于通过市场交换、国际分工或购买力来获取资源，不如尽可能将关键资源置于国家可控范围之内。

关于这一点，可以回顾德国的历史。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法国和英国较早完成了这一进程，而在普鲁士向外扩张、吞并一些区域之前，德国的政治版图较为碎片化。直到19世纪后期，德国才真正实现统一，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正是这种国家统一的完成，为德国工业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当时建立起来的一些关键工业部门，至今仍然构成德国工业体系的核心。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成功地将国家建构、工业化与社会动员整合在一起，并释放出发展动能。但与此同时，它也孕育出一种不断膨胀、具有对外扩张冲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并最终演变为试图通过战争重塑欧洲秩序的尝试。

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古斯塔夫列车炮

如果我们把视角进一步转向当下，就不难看到类似逻辑仍在以不同形式重现。俄罗斯在20世纪初，确实依托高度压制性的国家机器实现了相对快速的追赶式发展：它不仅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也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然而，问题真正集中暴露出来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在从苏联式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并未作出足够审慎、有效的制度选择。由此，俄罗斯经历了一段极其痛苦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期，而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国家所利用——大量资源、资产与战略空间从俄罗斯被抽离。

正因如此，俄罗斯从经验认知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深刻的判断：如果开放程度过高，国家将失去自我保护能力，甚至变得毫无防御能力。在这种认知框架中，“过度开放”往往被直接等同于所谓的“颜色革命”。俄罗斯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这一点在经验层面是非常清楚的：在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俄罗斯国内已出现过大规模抗议示威；随后，类似的政治动员又出现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而在更早之前，也曾发生在格鲁吉亚等国家。因此，在俄罗斯的战略认知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焦虑：其周边地区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而这种趋势被视为对本国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决策层认为，必须采取一种高度特定、甚至是激进的行动方式。作为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既拥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也具备继续以“竞争型国家”（contender state）身份行动的能力。同时，它还背负着一段“过度开放导致国家衰弱”的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主动强化民族主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更多依赖自然资源出口，而非技术创新或高附加值产业。这种经济基础，进一步强化了一种以领土与安全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最终在地缘政治层面表现为向乌克兰方向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