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纯军事角度而言，伊朗和乌克兰都缺乏对对方实施有效打击的硬实力。乌军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稳定防线、保存有生力量。乌军有限的远程打击能力，如国产的“海王星”导弹或改装的S-200防空导弹，主要用于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如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和黑海舰队。要跨越整个中东，对伊朗本土目标实施打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看伊朗，尽管其“导弹雨”理论上可以覆盖乌克兰全境，但直接打击乌克兰同样困难重重。伊朗与乌克兰并不接壤，中间隔着伊拉克、土耳其和高加索国家。任何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其导弹飞行轨迹必然经过他国领空，这需要复杂的外交协调，还可能招致相关国家的反应从而让伊朗陷于外交争端中。对伊朗而言，这笔买卖显然不划算。

第二，基辅当局对伊朗的挑衅，本质上是一场针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投机。特朗普政府正持续向基辅当局施压，试图以对俄妥协的方式快速结束俄乌冲突。在此背景下，基辅当局才会高调站队美以反伊阵营，目的是搅浑水，向美国国内的对伊强硬派纳投名状，争取美国国会与共和党鹰派的支持，以此对冲特朗普政府对乌施压的政策。

基辅当局所有的对伊挑衅，都是为了改变自身在俄乌谈判中的被动处境。为此，基辅当局的官员们可以完全不顾及伊朗的心情，以牺牲伊乌关系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利益。伊朗对基辅当局的谋划恐怕也很清楚，伊朗的敌人始终是美国与以色列，乌克兰只是依附于西方阵营的边缘角色。尽管基辅当局用傲慢的态度羞辱了伊朗，但乌克兰的实力和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伊朗的核心敌对目标。伊朗之所以放出强硬表态，更多是为了警告乌克兰，而不是要与乌克兰直接对抗。

在经济层面，乌克兰也不具备反制伊朗的任何有效手段：乌克兰既无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也无金融、技术领域的制裁手段，无法对伊朗经济形成任何冲击。而伊朗也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因为仅靠能源领域的间接操作，就能实现对乌克兰的“惩罚”。只要伊朗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始终处于高位，就能捏住乌克兰与欧盟的软肋。

作为纯能源进口国，能源价格上涨将直接加剧乌克兰的财政赤字，让本就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乌克兰的核心援助方欧盟同样高度依赖海外油气进口，能源价格高企将严重削弱欧盟的经济稳定性与财政能力，进而直接影响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规模与力度。间接的经济手段成本极低、效果显著，且不会让伊朗陷入直接军事冲突的被动局面，根本无需动用军事手段升级对抗。

所以，伊乌爆发直接冲突、两场战事合二为一的可能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存在。伊乌关系的走向，仍将取决于美伊博弈与俄乌冲突这两条主线的演进。

3月1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访问英国期间于英国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目前有200名乌克兰防空专家在中东协助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攻击。法新社

乌克兰需要真正的理性思考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必须批评基辅当局无端挑衅的做法。乌克兰是一个弱国、小国，这样的国家在与大国对抗时，必须争取足够的外部力量。但基辅当局非但不去思考怎么获取更多国家的友谊，反而四处挑衅、树敌，以西方（更确切地说是拜登美国和欧盟）的价值观去进行“敌我判断”，笔者已经无法言说这种做法的愚蠢之处。

笔者想要讲一段历史：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之初，德国宰相俾斯麦就开始考虑起了法俄结盟、德国被迫两线作战的可能性。普法战争后，法国成为德国不共戴天的仇敌，俾斯麦很清楚法国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复仇的机会，而唯一能让法国敢于向德国复仇的，便是与东面的俄国结成同盟。一旦法俄携手，德国便会陷入被东西夹击的困境。

因此，俾斯麦的全部外交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去制定：避免法俄同盟，防止两线作战。他通过1873年的三皇同盟、1881年的再保险条约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外交布局，竭力将俄国拴在德国身边，同时孤立法国。

俾斯麦只错算了一点：高估了俄国的耐心。1887年，地中海协定与英奥意协约的签署，使俄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受阻，这是俾斯麦期望的局面——即让俄国意识到，与其与法国联合对抗德国，不如维持与德国的传统友谊。可俄国却未能领会，转而加速向法国靠拢，于1891年至1894年间缔结法俄协约，将兵力集中于西部边境，与德军隔境对峙。

总而言之，尽管俾斯麦的盘算未能彻底阻止法俄同盟的形成，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其核心思路并无问题：即在法俄结盟成为定局之前抢先布局，防止两线作战。最终，法俄同盟直到1894年才正式生效，这时距俾斯麦下台已过去四年，俾斯麦的战略为德国赢得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

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始终担忧并防止两线作战。而现在的基辅当局，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当“精神德国人”，但他们的脑洞也就止步于喊口号的层次，根本学不会德国的战略。况且他们也没必要学，毕竟基辅当局一向傲慢，认为整个世界都围着乌克兰转，更围着泽连斯基转。

1991至1992年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实力尚且旗鼓相当，可到2022年，乌克兰已彻底落后于俄罗斯，只能依靠外部的支持才能作战。这份支持要想发挥最大效力，就必须寻求团结更多的国家，毕竟以乌克兰孱弱的实力，外援一定是越多越好，这意味着基辅当局必须想办法与“全球南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

可乌克兰偏偏主动挑起了诸多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冲突，比如伊朗，比如匈牙利，而且原因往往相当的荒谬可笑。

就拿与匈牙利的争端来说，基辅当局主持修改的新《语言法》在法律层面歧视俄语、匈牙利语等“非官方语言”，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匈族权益因此受到损害。匈牙利方面曾礼貌地提议就这些歧视性条款进行沟通，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毕竟很少有人能傲慢到连别人提出沟通都认为是在冒犯自己），但基辅当局们却因为所谓“匈牙利人的傲慢无礼”而怒火中烧。

他们的思维简单又偏执，从不肯沉下心做复杂的理性思考，只认准欧尔班在欧盟不受欢迎，而泽连斯基又受各方追捧，便执意要向欧盟投诉“傲慢”的匈牙利，想要借欧盟之手惩罚对方，以此警示他国不许向乌克兰提任何意见，这般蛮横又短视的做派是匈乌之间不断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

而与伊朗的对立更是无厘头：基辅当局自己先做了损害伊朗利益的事，然后无理要求伊朗在乌克兰已经损害伊朗利益的前提下不能与俄罗斯来往，在伊朗局势逐渐复杂化后更是一心投机美国站队反伊，全然不顾伊朗的关切。

事实上，面对这些争端，基辅当局本有更高明、更灵活的处理方式，对匈牙利的合理诉求稍加妥协、对伊朗的立场保持理性克制，既能化解矛盾，又能拉拢更多国际力量帮助乌克兰（至少不会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可基辅当局对此却不屑一顾，始终抱着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执念，一味激化对立。

基辅当局天天对外强调乌克兰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基辅当局在反复强调乌克兰的苦难（如布查事件），甚至动辄指责他国漠视乌克兰平民、怒斥俄罗斯“暴行”的同时，转头就对同样深陷战争阴霾、同为战争受害者的伊朗喊打喊杀，甚至对伊朗小学遭袭的悲剧冷嘲热讽，双标的实在令人发笑。

公正地讲，难道只有乌克兰人的性命值得珍视，伊朗人的苦难就不值一提吗？想要争取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同情，基辅当局就该守住受害者、无辜者该有的基本立场与共情态度，而非披着“受害者”的外衣进行偏执的对抗，与“全球南方”国家渐行渐远，彻底沦为西方的附庸。

如俾斯麦这般千方百计避免“两线作战”的智慧闪光，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像基辅当局这样主动挑起事端、主动选择“两线作战”的案例，那就不多见了。笔者在看到伊乌摩擦的新闻时，思考最多的便是乌克兰要如何以一个理性国家行事？如何构建一个真正有同情心、为弱者发声的良好国家形象？乌克兰民族理应获取该有的权利和自由，但如果不想清楚这些问题，乌克兰民族的形象就始终欠缺血肉、欠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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