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你能相信吗？我正备课到关键处，校领导突然来催促：‘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上课？多花时间准备打比赛！’”

当我就“非教学任务”询问山东某高中教师阿香（化名）时，她的一声叹息，道出了教书育人工作被非教学任务“鸠占鹊巢”的荒诞现实。

而在四川，一位班主任用更苦涩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大把时间用出去了，复盘时又感到劳而无功。”这种像一个被抽打的陀螺原地打转的无力感，正在全国各地的班主任群体中如流感般蔓延。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等非教育教学任务。这道政令，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迅速激起层层涟漪。

01.从“讲台上的教书匠”到“教学外的杂役”

“我每天工作约10小时，但真正用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时间，可能只有站在讲台上的那几个小时。”一位中学教师的感慨，揭开了当今教师们工作现状的冰山一角。

那么，老师们都在忙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中小学教师周均工作时间达54.5小时，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投入非教育教学活动的时间为10.29小时，高中教师更是高达11.22小时。

“学校的摊子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与教学不相关的事情摊到了老师们身上，创文创卫、家庭反诈宣传、家庭燃气安全甚至河湖水塘管理，我觉得某些政府部门领导把教师当成社区干部在用。最痛苦的回忆就是前几年我们当地创文创卫，给我发了个对讲机要求我24小时待机，太折磨人了。”一名英语教师告诉我。

《少年派》剧照

班主任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的“非教学任务时长”进一步增加到平均12.30小时，堪称“副业扛把子”，任务也更加五花八门：学校安全教育平台学习打卡、“扫黄打非”宣传、禁烧秸秆动员、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APP、观影留痕、填表造册，甚至推销保险。如此繁杂的事务，让许多教师对班主任岗位望而生畏。

“新学期开会宣布班主任名单，场面堪比泰国征兵抽签现场。”湖北一位年轻班主任告诉我。本应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担此的班主任，如今却成了“谁老谁有理”“谁年轻谁扛”的“烫手山芋”。

“我原本就带两个年级4个班的主科，课时早已超标。学校强行安排我当班主任，条件是减一节课。”但因班主任本身更需要管理学生以及和家长沟通，她不得不每周多用6课时来处理各种琐事，“我经验不足，处理鸡毛蒜皮的非教务事情反而占用大量时间，已经严重影响我本身的教学工作了。”

谈及班主任补贴，她苦笑道：“我的班主任补贴是300元/月，一年发放10个月。”全国各地标准天差地别：深圳某校班主任坦言每月1500元，重庆某校教师吐槽仅200元，福建、珠海、山东等几名教师则表示“我一个月累死累活做班主任，0元。”

在一些补贴及福利较好的地区，例如阿拉善盟的政策明确高中班主任每月1200元，初中及以下1000元，这个标准以当地经济水平来说相对较高；歙县的做法是明确规定评优评先向班主任倾斜，比例不低于50%；利辛高级中学和东阿县职业教育中心都将班主任工作年限直接量化为职称评审的加分项。个别地区还为班主任提供了就医绿色通道、体检等福利。但即便有评优评先、职称评审等激励政策，大多数教师仍避之不及。

“我的班主任综合征比一些学生的‘开学综合症’还强，有时焦虑到从凌晨的噩梦中惊醒，频繁出现胃痛、拉肚子、手脚麻木等肢体化现象。”一位班主任道出了这个群体的身心俱疲。

02.“家校相看两相厌”

当教师深陷非教学事务的泥潭，教育的各个环节开始出现连锁反应、裂痕越来越多。

对教师自身而言，超负荷运转引发严重的职业倦怠。“巡河巡林消停了，现在又流行起进社区当志愿者、去社会考试监考，一去就是半天，或者到小区捡垃圾。”一位主科教师嘲讽道。

一位教师告诉我：“说心里话，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专心上课；最让我获得成就感的，就是学生有进步。可现在学生越来越不好管，我离讲台也越来越远。”

当教师无法从教学中找到成就感，职业幸福感自然无从谈起。对教育生态而言，这是严重的资源错配，让专业的教育人才脱离主责主业，违背了教育规律。“让非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再让专业的人去找非专业的茬。这就像让厨子去种地，再让农民来炒菜，最后大家都吃不上饭。”

教师无法专注讲台，也引发了大量家校矛盾。

“班主任突然消失三天，语文课全部换成体育课，孩子们说老师打比赛去了。”一位家长疑惑地回忆。教师分身乏术，直接导致备课质量下降、学情研判仓促，“家长辅导改错”“学生互相批改”等现象应运而生。近日一位家长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现在家长越来越全能了，只差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当全科教师。”一句话引发大量家长共鸣，足见此现象的覆盖面和严重程度已滋生大量怨怼。

家校矛盾的升级远不止于此。各种平台打卡任务让家长不堪其扰，也令教师左右为难。西南某小学班主任坦言：“每两周就要催促家长完成平台学习任务。临近检查时，我还要挨个打电话提醒。频繁打扰家长，他们心里肯定不舒服，我也一直在安抚，但我别无选择。”

此前有网络视频显示，一位家长跪在校门口大喊“校长，我求你了，取消钉钉”，引发关注。

家校信任危机也在其中滋生蔓延。一位家长抱怨：“老师总说忙，可暑假却动员班上几个孩子陪她上街摆共享单车、捡烟头。我不是不支持学校工作，但这是老师和学生该做的吗？”

“连续一周参加非教学任务，作文和家课册带回家都没时间批改，甚至连和学生谈心和深入把控班级情况的时间都没有。”一位班主任愧疚地说，“班上两个学生发生矛盾，好些家长都知道了，我却不明就里。”

家校共育的本意被扭曲，变成了教学任务转嫁通道，变成了责任的“甩锅”游戏，背后是教育功能多年的异化——本属于“统一战线”、都渴望学生好的家长群体和教师群体，成了互相提防的“搭档”——教师被迫将行政压力转嫁给家长，家长在履行“教育监督员”职责时积累怨气，最终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