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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典型案件发生在2021年的C市，4年后，该地已有数所专门教育学校且还在新建中，且有配套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联合防范中心、全国示范级的帮教基地，对于罪错未成年人矫治效果良好，展示了分级矫治机制在理想状态下的有效运转。

这说明我国法律对罪错未成年人并非全无应对，而是设计了一套科学机制进行层层干预。然而，江油事件中那句“又不是没进去过（派出所）”的狂言，又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无情地抽打在理论与执行的落差上，暴露出矫治体系脆弱的一环。

其中，专门学校作为其中的关键，提到这个话题，多位受访人员的反馈令我五味杂陈：

在谈及江油事件时，C市受访检察官十分愤怒：“有些地方还是一味宽容的老思想，不是没有办法的，送到专门学校，哪会给她一而再再而三欺凌他人的机会？”在他的办案理念里，“放任就是纵容”“惩戒才是真正的保护”。

亦有其他专家坦言：“悄悄说，有些不信奉‘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的头铁办案人员，会将这种孩子送到专门学校关到16岁，如果惩治效果不好或者出来再犯，又直接送到少管所关18岁……”有些话她不能言明，但在多年采写中我已能明确感知——涉及严惩未成年人的判例，因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性及担心引发舆情，不能对外公布更不能高调宣传。即使有相关报道，也多体现“温情”而收起“牙齿”，加上网络有放大恶性事件而忽略客观报道的特点，因此，这种“幸存者偏差”（指公众只看到被轻纵的案例而看不到被严厉矫治的案例），让一些未成年人有恃无恐，也让很多民众误会有关部门只会批评教育。

当我转述C市检察官的愤慨时，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受访者颇为无奈。“说实话，我们抓到14岁以下霸凌者，除了批评教育确实没办法啊！又不能关进局子，又没有专门学校！”一名派出所所长如是说，对当地“人口大市却没有一所专门学校”的状况，他显得格外烦闷。

一名受访者甚至直言不讳，“如果这事没有引发舆情，也不会被送入专门学校，因为名额真的太少了，她是因为舆情闹大了‘插队’。”舆情，有时成了打开稀缺矫治资源的钥匙，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

总而言之，机制设计得科学有效，但现实却如骨鲠在喉：虽然最高检要求“应收尽收”，落地基层时却根本“无校可去”，大量罪错未成年人仍游离在有效矫治体系之外。

检察院相关人员到专门学校开展法治教育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专门学校面临着三重困境：

第一，“僧多粥少，旱涝不均”。据2025年3月的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专门学校数量为230所，较2022年底的119所增幅明显，但仍存在供需不平衡问题；同时各地区之间差异极大。以2023年数据为例，上海已有专门学校10所，在校生0.07万人，部分专门学校因生源不足已停止收生。同时期，全国很多省份甚至是人口大省比如河北、山东、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却没有一所真正符合标准、严格意义上的专门学校；

第二，“资源困顿”。运行中的专门学校也面临着诸多资源困境，不仅体现在专业教官、特殊教育教师和匹配的心理工作者不足的“师资缺口”，要达到“闭环”要求的硬件设施和课程体系的专业性也有待提升。

第三，恶意阻挠。这体现在家长百般阻拦不愿孩子入学的“生源困境”。许多家长视专门学校为“少管所”的别称，宁愿鸵鸟心态忽视孩子在歧途上滑落，也不愿接受惩罚性的、必要的、带有一定强制力的专业矫治，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为一道无形的墙。

数据来源教育部，截至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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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脉络已从过去的“感化教育”向“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宽严相济政策方面转化。

在国家最高意志的法律和机制方面，‌‌不管是《刑法修正案（第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降至12周岁，还是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告别部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不执行”时代，亦或是越来越科学严格的罪错未成年人矫治和监护人阶梯式惩戒与支持体系，已清晰传递出“真正的拯救，绝非无底线的宽容”的强烈信号，正努力长出更锋利的牙齿。

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矫治的成效系于资源。这正是江油事件令人愤慨之处——施暴者那句“进去过”的轻蔑狂言，拷问着矫治体系落地基层的效能。如此恶劣、如此嚣张的霸凌，当地有关部门最初仅以轻飘飘的“批评教育”处置13岁的刘某乙，暴露了典型的懒政思维和对分级矫治机制的误读。这绝非简单的“资源不足”可以搪塞，更深层次是责任担当的缺失与执法理念的偏差。

矫治的威慑力要真正触及灵魂，增加专门学校数量并均衡布局或是关键；也可通过公开成功案例、展示教育成果，为专门学校“正名”，消除误解与歧视，让家长敢于将问题孩子送入其中接受必要矫治，同时也应增强专门教育的强制执行力。

希望刑罚与矫治的威慑力真正触及灵魂，让诸如“又不是没进去过”的狂言，不再有下一次说出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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