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知梅】

中国人的求医态度

在求医态度方面，中国面对的挑战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

在中国，除了有关资助机制的争辩，医疗人员如何应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传统文化观念也是一个问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产阶层的崛起，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也相应提高，这些高期望值又往往深受他们文化观念的影响，有时甚至一个家庭内每名成员的期望值也可能各有不同。

我在医院时经常会遇到以下情形：当一名患者被确诊患有急性白血病后，他的父母出千焦虑、关心和保护亲人的心态，往往会央求我立刻施行化疗，但不要告诉患者诊断结果、治疗方案和预后评估，并说他们会替患者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对我来说，这种做法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患者知情并同意治疗方案是首要和必需的。

除了家属不让患者知道诊断结果，中国还有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他们在获悉诊断结果后，四周的亲戚朋友都会纷纷出谋献计，劝他们去别家医院寻求治疗。我当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我们应当尊重和容许患者自己做出抉择。

记得我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工作初期，也遇到过有家属在知道患者确诊患上白血病后，表示希望前往别处求医。起初我感到十分惊讶，甚至觉得奇怪。

根据我所熟悉的英国惯例，当要宣布坏消息时，医生一般会跟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如果需要还会邀请一名心理辅导员出席，然后向他们详细解释治疗方案的利与弊，同时给予安慰和鼓励。医生这样做通常都会获得患者和家属的知情同意，并继续接受治疗。

在中国，患者转往别处寻求诊断和治疗的做法非常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当地医院或医生的不信任。所以，当患者确诊患有白血病或其他癌症时，患者及其家属都会选择出院，转往其他大型三甲医院接受治疗。在英国，一名确诊患上白血病的患者，一般都不会要求转介到伦敦或其他大城市的医院接受治疗。

但过去几年，这种情况在我所在的医院已有明显改善，当然主要有赖于我们任劳任怨、尽忠职守的医疗团队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亦因为医院推行的一项强调医疗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和公开资料的政策，这项政策赢得了大众的信心和信任。

我希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水平的持续上升以及有见识的中产阶层的兴起，医患之间的互信可以进一步加强。事实上，根据在我所在医院的所见所闻，我深信这方面的改进将会普及全国。

投诉、医闹和医暴

在我来到深圳工作之前，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劝我三思，怕我会遇到暴力伤医事件。这一问题不但经常在中国见诸报端，在国际新闻以及权威的医学期刊也有论述。我在英国行医多年没有遇到过暴力伤医，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件。

对我来说，暴力伤医可以指一个人有预谋或突发地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受害人主要是医护人员，而施暴者可能是患者，也可能是患者家属，地点则在医院范围内。根据媒体报道，这类暴力伤医事件也偶尔导致医护人员死亡。我刚到深圳工作时，的确也遭遇过一些恐吓性的言语及肢体动粗行为。

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暴力伤医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独特的智慧或深入的见解，只是在这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发生这类事件主要有几个原因：消费主义心态、医患之间沟通不足、网上信息泛滥和医疗失误。

首先，由于患者都有一种消费者的心态，因此他们对自己认为适当的医疗护理及相关的治疗效果都抱有一定的期望。

4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在处理脱贫方面，中国由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成功往往令我们看不清繁荣的真正意义，特别是繁荣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人们为了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一般的心态是要努力赚钱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可是这种心态却造成了一个不甚可取的现象，那就是把人与人之间涉及金钱的互动关系都视为一种商业交易。换言之，当我花钱购买一项服务时，这项服务所带来的效果必须要与我所付出的价格相匹配。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所追求的这种物有所值的“值”是什么意思呢？是否单单指一个数额呢？是否一定要与服务效果相匹配呢？如果答案为“是”，当效果不尽如人意时，其价值是否就降低了呢？价格较低又是否表示价值也较低呢？当然，物有所值这个概念本身并无不妥，因为它可以推动服务提供者提高服务质量，最终令消费者受益。

可是，医疗护理绝对不是一项商业交易，不能用金钱的数额去衡量一种药物、一个医疗程序或一项治疗服务的价值。使用医疗服务跟购买一件消费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购买消费品一般都有最少一年的质保，假若产品有所损坏或出现毛病，供货商会为顾客更换商品或给予退款。但医疗服务是建立在医患双方的互信上，而治疗患者的原理也好像人生一样，是没有绝对保证的。医治患者不可能每次都能获得绝对的成功，也不能保证一定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完全没有副作用。患者及其家属必须明白这些，而这方面的认知正是知情同意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