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自我完善与超越

SARS事件是危机，也是人们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良好契机。在抗击SARS战斗中，党和政府本着“执政为民”的态度，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实施切实的举措，对危机关头各个阶层的利益进行平衡，调节社会关系，鲜明地把人的生存、人的境况、人的需求、人的发展摆在显著地位，调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和热情，对危机的过渡和克服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价值取向既不同于我国封建时代开明君主居高临下、以巩固社稷为依归的“民本思想”，也区别于近代西方社会凸显人权、贬抑神权的人本主义，而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本质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在自然一社会一人的关系中认识人、关注人的。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从自然中来，然后又返回自然中去，这是由人类自身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茫茫宇宙，人类只属于地球，幸与不幸都无可摆脱。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真的可以把人引领出地球，那么，它首先就得寻找到或者复制出与地球相似的自然环境，到底人是自然环境的一部份，还是自然环境是人的一部份？抑或两者都是？这个问题可以留待人们慢慢咀嚼、慢慢探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人属于自然。既然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并非万物之灵的其他生物一样，都唯有亲近自然、善待自然。

人还在社会中生存，可能属于不同的人种和民族，也可能生活于地球上不同的地域和国家，但是，每个人只要降生世上他就融人了社会，融人了特定的族群、特定的文化，他的人生路必定要走上社会化的历程。人与社会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不但属于自然也属于社会，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拥抱社会，融入社会，人才可以成就自己。

其实，自然、社会、人是三者合一，互相定义的，在我们把自然、社会对象化的时候，人自身也同时被对象化了，三者必须在相互的观照中才可能得到确认。

工业化进程为人类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与此同时，它也为人类积聚了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是人从自然中出走。自然被物化之后从人的本性中抽离出来，成为人的目标猎物，仅仅为了攫取，人们不但变得冷酷无情，而且穷乎其技，肆意妄为，以冰冷的面目面对如此呵护他的自然世界。

恶果之二是人从社会中出走。工业体系一方面造成了人对物的依附，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独立的个人，每个人对物的依附，末了都被量化为金钱，他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经营为自足的个体，于是，社会被外在化了，它也被从人的本性中抽离了出来，成为人的对立物。在完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抽离之后，人的面目已变得模糊不清，最终，人从自我中出走，这也是工业体系制造的最为严重的恶果。

既然人可以背离自然、背离社会，那么，我是谁？人除了一己的物欲追求，再也寻找不到精神的寄托、道德的依据；如此境况中的人，唯有背离自己的灵魂，从自我中出走。“以人为本”新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是对西方工业社会造成的这般恶果的重新审视和批判，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人的自我完善与超越。人将重握自然之手、社会之手，走上回归自然、回归社会的过程，重建三者合理的和谐。

SARS中，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个体和群体自觉追求理想的人性与人生的努力。在抗非战斗中，广东省没有一个医务人员找借口逃循或辞职不干的，他们不畏牺牲，救死扶伤，危难中彰显大医精诚；人们反躬自省，由他律走向自律，乱吃野味、不讲究个人及公共卫生等陋习少了，注重健康生活方式的多了，少了盲从，多了理性。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个民族在灾难中所失去的，总是以社会的巨大进步为补偿。当然，补偿不是自动降临的，如我们与SARS的斗争胜利，需要道德自律，也需要激发人在探索未知中的动力和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当我们超越疾病，超越灾难，不断征服，走向自由王国时，同样要满怀敬畏，应当承认科学的有限性，我们只是顺其规律，才走向新的彼岸。我们深信，无论是SARS，抑或是恐怖袭击，人类都有足够的智慧作出正确选择。

空荡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上，行车寥寥，只有那一身洁白闪着蓝光的救护车。图片来源见水印

二

把社会发展的目的落实到人，尊重人，关爱人，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新世纪的人本思想具体而生动地呈现于抗击SARS的整个过程中。SARS过后，我们仍然要追问：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新世纪的人文精神？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需要确立如下的观念和机制。

（一）公共健康观

SARS爆发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传染病已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SARS是新型传染病的缩影，它的肆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已经被控制现又死灰复燃的传染病或是新出现的传染病将一直伴随着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新的环境因素不仅会诱发慢性病，也同样会引起新的传染病流行，当今，传染病仍是危害公众健康的主要祸害。SARS促使我们在关注个体健康时，提高对公共健康的重视，并由此出发衍生出各种确保公共健康的相应机制。

从新人文精神的视野考究公共健康观，至少有以下方面的内涵：其一，健全社会公共卫生体系，追求“人人享有健康”的生命关怀。其二，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的主要精力仍要放在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上。其三，构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其四，由对生命的普遍关怀，衍生出对自然生态的全民关怀，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重建并举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性。

（二）以人为本的政府决策机制和社会应急机制

SARS过后，痛定思痛，启迪良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建构和完善政府决策与社会应急机制，增强我们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在我们致力于发展经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绝不可忽视危机管理，不可忽视突发事件对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干扰与破坏。

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SARS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很多工作及措施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失去了遏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时机，陷入了被动局面。但历经SARS事件洗礼，社会各层面都深刻地认识到政府在建构决策机制过程中以人为本的重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有两点质的规定性：第一，它指的是全体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数利益集团的人。第二，它指的不仅是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构建以人为本的决策机制关键是要确立两个基本点：

第一是依法决策。宪政精神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内涵，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使民众和政府清楚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对建立契约化的社会关系，建立公正自由的民主政治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在危机管理的制度建设中，依法决策突显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证应对危机的方法、手段和规范，要以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二是在确保危机管理合法性、有力支持管理实施的同时，提供新的管理思路。

第二是果断决策。面对可能对人民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危害的局面，决策必须果断。果断并不是武断，而是建立在科学依据上的决策。广东省在明确野生动物是SARS病毒的重要宿主后，迅速治理野生动物市场，尤其是捕杀果子狸，有效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控制了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危机处理中，时间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及时科学决策等于及早解决问题。如果一味强调“慎重考虑”、“反复推敲”，极可能贻误时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理中，建立和健全社会应急机制尤显重要。应急机制并非从权之举，也非一时之预案，其要旨在于保持和发扬举国体制之优势。我国有着特殊的国情，“抗非”一役，充分暴露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体制弊端。但也应看到，抗非战役中，广东乃至全国在人员、物资、设备和技术的支撑等方面，相互支持，不分彼此，密切协作，富有整体战斗力，表现出极高的效率。这充分说明，发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仍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它在动员、组织、聚合社会资源，应付重大 的突发性事件中仍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