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技术右翼的政治崛起

2016年后，伴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和全球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右翼加速主义逐渐从一股潜藏在美国民间的暗流，成长为一股可以影响美国政局乃至全球局势的力量。

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是右翼加速主义在民间与政坛之间的桥梁。作为柯蒂斯・雅文的资助者与门徒，蒂尔将反民主、“技术寡头治理”等激进思想从边缘圈层带入共和党高层。蒂尔曾公开承认自己是雅文的“忠实追随者”，声称“柯蒂斯·雅文的思想，是我重新思考民主与权力关系的起点”。他长期为雅文提供稳定的经济援助，资助雅文发起的各类极右翼项目和理论刊物。

2016年，蒂尔顶住了硅谷145名大佬联名反对的巨大压力，成为当时整个硅谷唯一公开支持特朗普的重量级科技人物。蒂尔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支持特朗普的演讲，并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款125万美元，打破了硅谷科技精英对共和党及特朗普的集体排斥，为后续马斯克、大卫·萨克斯等其他科技右翼人物公开支持特朗普铺平了道路。

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

2024年特朗普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后，蒂尔的“PayPal黑帮”成员大规模进入特朗普的内阁，形成覆盖科技、经济、国家安全的“超级权力圈层”。马斯克曾一度执掌“政府效率部”，以“特别政府雇员”身份绕过常规官僚体系与国会监督，主导联邦机构精简、预算重组与行政流程改造；大卫・萨克斯被任命为“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直接主导科技政策制定；雅各布・赫尔伯格出任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

除此之外，蒂尔还是特朗普的副总统J.D.万斯的“人生导师”，在他发迹和从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22年，当J.D.万斯竞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时，彼得·蒂尔为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入了高达1500万美元的巨资，帮助万斯脱颖而出，赢得了参议员席位。2024年7月，在共和党大会前，蒂尔联合马斯克、安德森等硅谷科技右翼大佬，强力游说特朗普选择万斯为副手。

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技术右翼政治上的崛起，使得右翼加速主义有了政治上落地的可能。

四、右翼加速主义的落地实验与“科技君主国”的来临

2012年，雅文在一次名为《如何重启美国政府》的演讲中提出了“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RAGE）计划，主张一夜之间解雇所有职业公务员，由一支对新秩序绝对忠诚的“忍者军团”取而代之。雅文将这一过程比作给国家“重启”，让一位“CEO式独裁者”直接行使行政、立法与部分司法权力，他甚至援引《星际迷航》的“全力启动”，比喻推翻旧体系的冒险过程。

2024年，马斯克高调推动设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 DOGE）。据统计，在DOGE主导下，共有约7.5万名联邦雇员接受“买断离职计划”，另有超过3万名雇员被直接解雇，累计超10万名雇员被迫离开岗位，占联邦雇员总数的4.5%，后期裁员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联邦员工降幅达9%，净减27.1万个职位，创下和平时期美国联邦政府裁员纪录。

曾经和特朗普亲密无间的马斯克

马斯克尖锐批判民主协商机制程序冗长、决策低效，主张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模型，取代传统立法流程与行政监管中繁琐的议事规则。按照马斯克的构想，政府各部门只需把治理议题、政策目标与财政预算输入所谓“DOGE智能系统”，算法便可即时生成最优执行方案。小到城市交通治理、教育资源配置，大到公共安全管控与行政执法，各类公共政策均可经由算法评估直接落地实施。

马斯克所创造的DOGE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技术”“算法”为伪装的独裁式治理。在这种模式下，传统民主制衡程序被实质性架空。议会听证、公众议事与公民投票，都会被算法逻辑定义为拖累治理效能的冗余环节；立法机构的政策审议与博弈空间被大幅压缩，政策顶层框架由人工智能预先划定。

当普通民众因算法决策失误遭遇信贷受限、入学受阻、自动化执法惩戒等权益受损情形时，往往缺乏有效的申诉与救济渠道。算法运行逻辑常被以商业机密、技术保密为由划为黑箱，拒绝社会公开审查与司法介入，司法机关也难以对算法驱动的政府行政行为开展有效监督。

虽然马斯克因为其与特朗普的个人矛盾，被很快解除了“政府效率部”负责人的职务。但他所创造的DOGE模式并没有因为马斯克的被解职而终结，而是日益渗透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

资产阶级政府的内政职能、军事职能、司法职能等，正被大规模外包给科技资本。2025年4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向彼得・蒂尔掌控的帕兰蒂尔公司授予了一份价值30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打造“移民操作系统”（ImmigrationOS）这一监控平台。该平台旨在实现对移民动向“近乎实时的监控”，优化目标锁定与抓捕流程，并追踪所谓的“自愿遣返”情况。同年，美国陆军与帕兰蒂尔公司签署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国防合同，将战场情报、后勤、国土安全及移民管控系统的控制权移交给该公司。

与此同时，大型科技资本正日益变为具有“类主权”性质的组织。他们能够在其所控制的范围内，行使言论管控等本应由政府执行的职能，掌控卫星通信、数字支付等数字基础设施和国家命脉，甚至拥有与一些主权国家对等谈判的权力。正如乔迪·迪恩(Jodi Dean)所指出的：“苹果、Facebook、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谷歌母公司名称）的市值加在一起，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除外）。这些科技超级巨头（或称霸主）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超过了大多数所谓的主权国家。”

更严重的是，科技资本还试图在世界各地攫取土地并建立私人管控区域，打造由科技资本直接掌控的“私人城市”。2025年5月，埃隆・马斯克在得州南部美墨边境，正式建立了一座名为“星舰基地”的私人城市。这是一座法律承认、私人掌控、企业自治的“公司城”，拥有地方治安、建筑许可以及土地规划、税收权，形成独立于传统公共权力之外的私人主权空间。

此外，由马克・安德森、萨姆・奥尔特曼、彼得・蒂尔联合投资的Praxis公司，正计划在格陵兰岛从零建造一座由科技寡头直接掌控、超越传统国家主权的“网络国家”式私人城市，该城市实行完全的“企业自治”，不受丹麦/格陵兰政府管辖；库币（Coinbase）公司CEO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公开敦促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在美国联邦土地上建造十座由加密与科技企业主导、脱离常规监管的“自由之城”（Freedom Cities）。

在这些“私人城市”中，民主机制被彻底废除，技术寡头掌控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一切。这是雅文所设想的“技术CEO君主制”的落地版。一个由技术寡头掌控的“科技君主国”正在来临。

右翼加速主义的种种疯狂理念，正通过崛起的技术右翼深度渗透西方社会，并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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