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彦春】

笔者在学生时代经济学的第一堂课上，老师用“经国济民”四个字来注释经济，与其教授的知识相参照，这只能被叫做一种情怀，而这种情怀始终植根于我们这个文明的根脉之中。

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自诩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然科学，将复杂经济现象简化为数学模型与均衡公式。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和“市场均衡理论”基础上，构筑了看似完美的理论大厦。这种以自然科学自居的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掩盖了其诞生于西方特定历史阶段、服务于资本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本质。

文扬与高艳平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中直指这一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它将丰富多元的人类经济活动削足适履地塞进假设前提脱离现实的模型之中，更将中国视为“偏离标准模型”而需要修正的对象。

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 文扬 高艳平 著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力更显苍白。中国从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按照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线性阶段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9年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人均GDP仅几十美元，而到2024年经济总量突破130万亿元人民币，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这一“经济奇迹”背后，恰恰是突破西方经济学教条的创造性实践，其本质是中华文明基因与现代制度创新的深度耦合，形成独特的“超经济突破”发展范式。

一、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与文明语境重构

（一）伪科学化迷思的破灭

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困境在于其“自然科学化”的自我标榜。新古典经济学将人简化为冷冰冰的“理性经济人”符码，剥离了社会关系与文化心理，将社会关系抽象为供求曲线，企图用数学模型构建普世真理。这种去社会化、去历史化的理论框架，注定无法解释中国在资本匮乏时期如何完成原始积累。

华盛顿共识本质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失败。当雷曼兄弟倒塌引发全球震荡时，主流模型既未能预测危机，更无法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经济学数学化的华丽外衣下，掩盖的是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贫乏。中国实践恰恰证明：经济发展规律绝非普世铁律，而是根植于特定文明土壤的社会现象。

（二）中国实践的理论反叛

中国经济发展对西方范式构成三重挑战。在转型路径上，中国没有采取西方推崇的休克疗法，而是创造性地实施价格双轨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私有化效率至上的教条，建立国有企业占比30%、民营企业贡献60%GDP的混合所有制创新体系；在分配机制上，通过制度化的精准扶贫打破“涓滴效应”迷思，实现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典型案例体现在深圳特区的超常规发展。1979年深圳GDP仅1.96亿元，通过土地拍卖制度创新释放空间价值，“三来一补”模式嵌入全球产业链，政策试验容错机制激励基层创新，到2024年GDP飙升至3.46万亿元，增长超1.7万倍。这种发展路径完全颠覆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预设。

（三）跨学科范式的崛起

本书创造性引入生物学和人类学视角，重构经济学认知框架。将经济体视为具有生长、适应、演化特性的生命体，中国经济的崛起本质是系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体现。从进化论视角观察，国家间的技术竞争推动经济形态迭代，5G标准争夺战即是明证。强调生态多样性价值，中国保留国有、集体、民营等多元所有制结构，显著增强经济系统韧性。

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的断言得到印证：“人类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将经济系统重新嵌入社会母体，形成政治、文化、经济因素的共振结构，这种跨学科视角为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更丰富的分析维度。

1987年深圳首次举行国有土地拍卖，时任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左）竞拍成功，与同事欣喜地举牌。大公网

二、中国道路的动态密码：从“穷变通”到“破立升”的文明跃迁

（一）五阶演进的历史辩证法

中国经济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辩证智慧的突破史，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1949-1978）的“穷则思变”体现生存逻辑主导。在农业国基础上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五”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1953-1957年重工业增长达25.4%。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在资本极度匮乏条件下建立独立工业体系，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1978-2012）的“变则求通”重在释放市场活力。设立经济特区作为制度试验场，深圳GDP从1979年1.96亿元增长到2024年3.46万亿元，增幅超1.7万倍。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1984-1991年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覆盖90%以上产品，在保持经济稳定同时释放市场活力。

第三阶段（2012-2020）的“通则谋强”实现多维目标平衡。将消除绝对贫困作为核心任务，累计减少贫困人口近8亿，其中十八大以来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构建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全覆盖。

第四阶段（2020-2025）的“破立并举”推动发展范式革命。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封锁，实施双循环战略，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以上。供给侧改革破除过剩产能、金融泡沫等路径依赖，同时建立创新驱动体系。

第五阶段（2025-）的“升维超越”迈向文明层级跃迁。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0年0.9%提升至2024年2.5%以上，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新质生产力重塑价值链，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使传统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提升。

（二）制度创新的中国智慧

中国改革最独特的艺术在于把握“破与立的动态平衡”。拒绝苏联“大爆炸”式改革的休克疗法，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避免经济崩溃。建立“试验-推广”机制，从四个经济特区到21个自贸试验区，形成制度创新的扩散网络。实施弹性治理结构，2013年上海自贸区率先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190项审批改为备案制。

典型案例是价格双轨制的创造性突破。在1984-1991年转型关键期，一方面维持重点物资计划调拨保护计划经济存量，另一方面允许企业超产部分市场定价培育市场经济增量。这种“保护存量、培育增量”的双轨制设计，实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动态平衡，避免东欧国家转型期的经济崩溃。

三、民本经济：经济发展的价值革命

（一）资本规制的制度创新

中国对资本双重属性（创造财富与扩张积累）的规制体现深刻文明自觉。建立资本“红绿灯系统”，2020年叫停蚂蚁集团上市，整顿教培行业，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蚀民生领域。推动“地租革命”，2022年土地出让金转由税务部门征收，剥离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实施“分配重置”，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实践“提低、扩中、调高”框架，探索收入分配改革新路径。

根本立场实现从“资本主导”到“资本为民”的历史性转换。2020年以来对平台经济实施反垄断处罚超200亿元，彰显“资本是发展经济的工具，政治的目的是服务人民”的本质关系。这种规制不是抑制市场活力，而是引导资本服务于人民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

（二）脱贫攻坚的发展权革命

中国减贫实践颠覆西方福利主义逻辑，创造开发式扶贫新范式。核心理念上，超越慈善救济的输血模式，强调发展赋权的造血机制。实施路径上，通过产业扶贫培育特色产业30多万个，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能力。长效机制上，建立东西部协作机制，例如广东-广西结对帮扶形成产业梯度转移链，确保脱贫成果持续巩固。

系统性工程体现在三个维度：基础设施先行，“村村通”工程实现贫困地区100%通硬化路、通动力电、通光纤宽带；产业造血机制创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3673个；教育赋能实施“雨露计划”，每年资助70多万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这种多维扶贫体系使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村播在田间直播助农卖土豆。人民网/重庆巫山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三）社会保障的消费基石

内需市场培育的深层逻辑是“藏富于民”的文明智慧。建立全球最大社会保障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消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实施中等收入群体扩张战略，规模超过4亿人，出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推进数字平权工程，互联网普及率达78.5%，农村地区普及率58.8%，农村电商市场规模突破3万亿元，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

（四）市场机制与道义责任的融合

1994年由十位民营企业家发起的光彩事业创造减贫新模式。秉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核心理念，将道义责任与市场机制创造性结合。推行造血式扶贫，新希望集团在凉山州开展的生猪养殖项目带动5万农户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发挥企业家精神赋能贫困地区，物美集团建立全国性生鲜农产品直采基地，实现农超对接。

数据实证其显著成效：截至2024年累计实施项目7.8万个，到位资金1.2万亿元，带动800多万人脱贫。浙江企业家在宁夏建设的枸杞产业园，打造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使当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和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