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工具化的历史问题

高市此访虽然以进化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为主要目标，但在行程当中却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比如在越南河内，高市特意前往胡志明陵并献花致敬，而这位越南国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也曾领导抗日斗争。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高市专程前往战争纪念馆并向无名战士墓献花，这个纪念馆中也记载和传承着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对达尔文港轰炸的历史。

如果将这一动作与日本对中韩两国历史问题的处理方式稍作对比，其中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从靖国神社参拜到慰安妇问题，从教科书修订到强征劳工赔偿，日本官方表态极少出现实质性松动，甚至不惜将历史争议上升为外交对抗。但当对象换作越南和澳大利亚时，日本却展现出灵活性，不仅不回避历史症结，反而主动软化姿态。这种反差的背后，核心可能还在于基于现实考量的战略评估与排序。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

实际上，高市并不是作出此类突破的第一人。2018年11月，安倍晋三成为二战后第一位访问达尔文港的日本首相。他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一同向二战日军轰炸遇难者纪念碑献花默哀，标志着日澳在历史和解上的重大突破，同时强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无论是安倍还是高市，其所展现的“柔软身段”，恰恰印证了日本处理历史问题中的某种“实用主义”。它在本质上不是对过去的真诚面对，而是对当下的精确计算。

实用主义仍是越南、澳大利亚的优先选择

高市的黄金周出访已经结束，但从越南和澳大利亚在此访中的实际反应来看，更多是礼节性的积极，而非毫无保留的战略承诺。实际上，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才刚刚结束访华行程，中越发表联合声明达成广泛共识，将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紧接着，越南连续以高规格迎接了韩国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边关系亦在形式上“迈向新高度”。这种紧凑的“先中、再韩、后日”的安排，实际上是越南长期以来奉行的“竹子外交”理念的演绎。

“竹子外交”的核心意涵，在于如竹子般根固而身柔——坚守国家核心利益不动摇，但在策略上保持高度灵活，不与任何大国建立排他性同盟，也不因与一方走近而疏远另一方，而是通过多元化的伙伴关系最大化国家战略空间与发展红利。

越南以这种姿态同时接触中日韩，恰恰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越南希望各方都成为其发展战略的参与者与贡献者。高市希望借访越将河内更紧密地绑定在日本的战略轨道上，但“竹子外交”的内核决定了越南对任何带有“阵营化”色彩的战略设计都将保持警惕。越南接受的是日本的经济合作与投资承诺，而非与之配套的战略站队。

澳大利亚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自工党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以来，澳大利亚外交呈现明显的务实调整，其显著特征是在深化日澳防务合作的同时，积极主动修复对华经贸关系。阿尔巴尼斯本人已两度访华，双边贸易障碍逐步消除，中国依然是澳大利亚资源出口的核心市场。

高市此次访澳，在能源安全与防务协作上确实取得一定进展，双方确认加强液化天然气供应合作，并在“相互准入协定”框架下提升军事互操作性。但在鼓动澳大利亚在战略上明确“站队”上，高市所获恐怕低于预期。澳方作为资源出口导向型的中等强国，对华贸易的体量和权重决定了全面对抗的成本过于高昂，澳大利亚需要的是一个稳定而非紧张的区域环境。因此，澳大利亚更倾向于在日美安全框架与对华务实合作之间维持动态平衡，将自身定位为桥梁而非棋子，服务于本国利益最大化而非迎合日本的战略叙事。

越澳两国的共同反应，折射出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形成的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中等强国和区域枢纽国家，对大国竞争中的“阵营化”叙事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和距离。它们需要的不是二元对立的集团对抗，而是多元结盟与多边合作所带来的灵活空间和实际利益。

这恰恰构成了对日本新印太构想的深层考验——如果这一构想的实质是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与产业链安全，各国乐于参与；但如果它最终滑向排他性的阵营设计、服务于遏制特定国家的战略目标，其吸引力恐怕将迅速衰减。高市早苗以越南和澳大利亚为起点的这场外交冲刺，能够收获多少真实的成果，最终取决于日本的战略底色究竟偏向务实合作还是阵营对抗。

总结来看，高市早苗及其团队在黄金周期间的积极外交布局，确实展现了推动新印太构想的决心与行动力，但其进取姿态却与当前全球多极化、实用主义转向的整体趋向形成微妙张力。日本可能忽略的一个重点是——地区国家对日本的好感与接受，主要还是源于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基于和平国家的定位，立足和平宪法，通过经贸、投资、政府开发援助为地区发展和繁荣所作出的实质贡献，而非通过再军事化对战后体制的挑战。这与战后日本发展与成功的逻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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