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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锻造“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
最后更新: 2021-04-28 13:34:30与之不同,李大钊认为国民热爱国家的“自觉心”,不能主要依靠历史与传统的因素,而应唤起人们对建设新的政治与文化之热情。他认为“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因此,有志于从事救国事业者,必须“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基于此,李大钊认为今世最能担当更新中国、再造国家之任者非青年莫属。他坚信“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所以“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很明显,李大钊强调的个人突破旧因素的网罗,呈现出青春的各种样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使其能够以新的理想与诉求投入到改造中国的事业当中。
《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
关于这一点,有论者认为,在李大钊那里,作为个体的“小我”之价值在“大我”面前居于次席,甚至为了实现“大我”可以牺牲“小我”的利益。从一种苏格兰启蒙运动式的自由主义后见之明来看,李大钊的思想或许有这样的特点,但如果从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来看,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总体而言并非处于对立状态,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乃一以贯之的过程,个体为构筑一个更好的群体(家族、乡里、政权)有所贡献,才能在伦理与道德上符合“公”的标准,否则便沦为“私”之体现。相应的,某一类群体(家族、乡里、政权)实为个人在社会上形成较为稳定的认同、达到心之所安的重要对象,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格。也正由于这样,恰如沟口雄三所论,近代中国对民权的诉求,在推翻一个不良的、专制的政治集团同时,还要求参与者克服利己性,致力于巩固新的集团,以此实现“大众的”民权。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调之上展开论述的。他强调:
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突出青年的重要性,是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内容。而他这里所言的民族问题乃当时世界的主要问题,可以放在一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战局的观察这一背景下来理解。正如汪晖所指出的,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东方杂志》的作者们多聚焦于战争与民族国家体制的关系。他们多认为在这一体制下,民族认同超越种族认同,导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激烈的战争。为了避免被殃及甚至瓜分的命运,必须唤起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与民族自觉。或许可以认为,李大钊竖起“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旗帜,也和这一言说氛围息息相关。
在李大钊看来,“十九世纪以还,欧洲大陆茁生于拿翁铁骑之下者,实为国民的精神”。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鼓动之下,欧洲许多小国从过去的帝国当中独立,旧有的政治合法性论述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左支右绌。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9世纪欧洲,“一旦国家能顺利将民族主义融入到爱国主义当中,能够使民族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将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武器”。对此李大钊亦十分清楚。他认为在近代,“发扬蹈厉以树国民的精神,亿辛万苦,卒能有成者,则德意志帝国之建立、意大利之统一,其最著矣”。
《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
在此风潮之下,“国民的精神既已勃兴,而民族的运动遂继之以起”。李大钊注意到当时许多国家都在倡导具有本国特性的民族主义,如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俄罗斯的“大斯拉夫主义”、英国的“大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甚至他把美国的“门罗主义”与印度的独立运动都视为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虽然他并未辨析这些政治口号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帝国主义借民族主义来进行全球扩张与殖民地国家运用民族主义口号展开独立运动之间决然不同的性质,但通过审视这一全球局势,李大钊认为如何建立中国的民族主义纲领,已然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主题。
李大钊指出:“民族主义云者,乃同一之人种,如磁石之相引,不问国境、国籍之如何,而遥相呼应、互为联络之倾向也。”因此在具体的政治实践里,就有可能出现“或同一国内之各种民族有崩离之势,或殊异国中之同一民族有联系之情”的现象。那么“新中华民族主义”能够实现的政治与文化基础为何?这更是李大钊必须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作为19世纪著名的民族主义阐释者,勒南认为民族精神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集体拥有的丰富回忆,其次是当下在一起生活的愿望。某种程度上李大钊对“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论述也体现出类似的思路。在他看来,“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可见,李大钊认为中国各民族之间长久的交往与联系、中国文化里“高远博大”的政治传统是构成“新中华民族”的历史基础。而他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也基本继承了清末梁启超、杨度等人提倡的整合各民族于一体的“大民族主义”理论。这一点显示出晚清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具体而微的影响。
不过李大钊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时,除了显示“中华”代表因“高远博大之精神”而形成的各地人民“畛域不分、血统全泯”这一历史与文化遗产,更为重视的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语境里,各民族所可能产生的休戚与共感:
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属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
很明显,李大钊认为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后共处于“共和国体”之下,是“新中华民族”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在中国出现,为“新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共同致力于“共和国体”的奠基与建设,是“新中华民族”能够形成稳固认同的情感与心理基础。借用韦伯的观点来理解,“这种政治命运的共同体,即生死与共的政治斗争共同体,会在各个群体当中产生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往往比单纯的文化、语言或人种共同体的纽带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如果说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确立起由人人自主而奠定的民族主权”,进而锻造一个“政治民族”,那么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即强调此主义之“新”,正在于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文化上、风俗上、语言上的区隔,不再将民族主义内涵单纯地借助于符号式的、本质主义式的“文化”,让在中国国土内生活的各族人民,在参与新政权的过程当中形成坚实稳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
- 原标题: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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