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写内心小事的文学成了主流，小说分工加剧了学院化

“他们把文学放进了研究院，这好像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我又想起国内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说座谈会，我们常常遗憾不能有正常的艺术讨论和艺术研究。究竟什么是小说里最重要、最值得谈的呢？”“他们坐在一起，确确实实在谈文学，可是，似乎太文学了。文学里包含了多少社会的属性。文学不是那么纯的，它有很多不洁的成分，没法子，躲也躲不掉。”

——王安忆

界面文化：你在日记里提到了在写作计划中和一些台湾作家的交往，比如陈映真，他们有影响到你之后的想法和写作吗？

王安忆：陈映真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重要的收获，他向我展示了台湾70年代经济起飞以后的状况，其实我们中国大陆就是以更快的速度再演一遍他们的历史。他向我说明，在物质生活充实的阶段，我们的意识形态会如何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那时因为我们刚刚从“文革”出来，我就常常跟他讲我们这边的状况，他就说，你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是自由的，他们有另外一种限制，而那种限制是不会让你觉得受限制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叫他“马克思主义一统派”，他对马列主义有非常纯洁的认识，他并不知道马列主义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他让我提前了解了许多情况——假如没有美国的经历，面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发生的种种，我会措手不及的。

爱荷华这段日子也让我对巴以问题、两韩问题有所准备，因为计划里的作家有来自巴勒斯坦的，也有以色列的作家，待了一天就走了——聂华苓和安格尔的写作计划很有意识地选择边缘国家的作家。

界面文化：你母亲茹志鹃在看了几十篇台湾作家的短篇小说之后，觉得台湾小说家绝大部分写的都是知识阶层生活，描写非常细致，文字功力也很深厚，然而却有一个问题。她说，看多了以后，也觉得有些“套”感，“向里，再向再向里，于是只剩下赤条条的皮肉，颤巍巍的心灵。像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一个没有齿的齿轮，摸不到时代的脉动，也看不到社会的心态。”

王安忆：那个时间段正好是台湾乡土文学之争（注：是一场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的、关于台湾文学之写作方向和路线的探讨， 探讨的主题是文学之本质是否应该反映台湾现实社会）刚刚结束的时候。这个争论，从文学本质上讲，是现实主义与东方现代主义的争论。但从更深的思想内容上讲，用陈映真的话来说，核心是文学和人民关系的问题。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作家必须关心的利益。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争论也是对前途做了预设。现在乡土派的作家已经都走散了，现代派的作家已经变成主流了：他们也不讲故事，也不参与现实；他们写内心，并在形式方面另开途径。

界面文化：你当时是怎么看台湾的乡土文学之争的？

王安忆：陈映真从美国回去以后办了《人间》杂志，这个杂志总共出了四十多期，我曾经在陈映真讨论会上提交了一篇四五万字的论文，写的就是陈映真和《人间》。 当时我听他们叙述，觉得乡土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有故事，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小说还是要以故事为主的，因为这个是小说的性格，不写故事，你为什么不去干别的呢？既然我们选择写小说，就要遵守它的规则。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我们中国的小说家一点都不比别的地方差，还比别的地方好，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丰富。

跟我们同期的七等生是现代派的代表作家，他完全不管现实的变化，就写自己内心的反应感觉，非常像现在流行的年轻小说家写的作品——写内心的小事，纠结得不得了，绕来绕去的——不过七等生还是很有特色的。现在从全世界的趋势看起来，小说就是越来越学院化了，很多作家都在高校教授创意写作。我觉得小说的学院化和小说的内部分工有关系——讲故事的都归到类型小说，思想部分要纯文学来承担。然而这么一分工，纯文学就很不好看了，类型小说也没有思想价值。

界面文化：讲到讲故事的类型小说，它的缺点就是产业化、工业化吧？

王安忆：类型小说的问题就是产业化。我去年一个夏天都在看斯蒂芬·金，他其实是很有才华的，但是他的才华是被经纪人控制的，故事的核心很好，但在经纪人的要求下不断扩大，搞得故事很厚——类型小说不能太薄、要厚一点；但是故事编的很好，很曲折，有套路。我以前到剑桥参加一个现代文学研讨会，说是研讨会，其实是让英国作家向全世界来展现他们。我发现他们作家的经纪人比我们的编辑还有支配力，他们要求作家保持悬念，但也不要让读者等太久，不然就是浪费读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