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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1983年8月，王安忆随母亲茹志鹃以作家的身份前往美国参与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那一年，她29岁，穿着漂亮的连衣裙，美国人感叹道，“难道在中国也可以穿这么漂亮的连衣裙了吗？”后来，她将自己的亮相称为“一个新的东方人的形象”，“可能与美国人以前看到的闽广人不太一样。”

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在美国

那时的她，虽然带着青春的骄傲， 也仍然是羞涩的。写作计划开始之时，学校送给每个作者二十本书，需要他们自己进书库挑选，因为书库很小，一次只能进去5个人，她被人群乱哄哄地挤在外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当她终于拿到了属于她的二十本书，她想的是，最好要学会英语，因为“只有学会英语，才能拥有它们”。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创始人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特别为她安排了一些项目，理由是“这个孩子年轻，要多开开眼界”。

在美国，王安忆第一次见到了汉堡，她在日记里写道，“原来汉堡包就是两片热面包夹一块炸牛肉或者炸鸡，装在一个小小的精巧的盒子里。这盒子十分好玩，汉堡包的味道却实在不怎么样。忍不住想起了我们的肉包子，由肉包子又想到了油条。”她还兴致勃勃地观察起了美国流行的牛仔裤，“眼下最时兴的牛仔裤是一种用机器拉得发白发毛、旧得厉害的裤子，还很贵。”在聂华苓的家庭影院里，王安忆第一次看到了玛莉莲·梦露的电影，她对梦露的性感不以为然，认为她“很饱满很胖，没有脑子的，说话的时候嗲声嗲气”。

更为重要的是，她借由这个“国际写作计划”，第一次接触到了大陆以外的文坛。她遇到了台湾作家陈映真、七等生等人，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王安忆获得了外界文学的讯息，也产生了自己的疑问——她问陈映真，为什么台湾作家的作品反映的生活如此狭小，“台湾的生活，还是有很多危机，为什么作家感受不到？”同时，她也遭遇到了身为中文写作者的尴尬。在请求同学向写作班老师转交自己作品的英文版而遭到拒绝后，她并不认为是自己写得不好，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沮丧：“可能他们对我的作品不满意，觉得我还不够格。我毫不认为我不够他们的标准，我只是沮丧，我们与外界的沟通实在是太不够了。我真想使他们了解我们、我们的作家和作品。”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1925-1998）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和《剪辑错了的故事》。去美国时，王安忆的身份还是依附于母亲的，因此她常常是“带有情绪的”，“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别人都以为她们经常谈文学，其实家人之间根本不聊那些。王安忆说，她与母亲的争执通常起于日常小事，比如买什么菜或说什么话，“她跟人家聊天时，我也会插嘴的，说你说的不对，要抢过风头。”在更早的时候，父母并不希望她从事写作事业，王安忆说，“因为父亲是右派，所以觉得做艺术太危险了，做医生更好，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实现人道主义。”后来，“文革”开始了，所有的幻想都结束了，“这时候就没有什么许不许的了，只要保住生存就够了，”她回忆道，当她插队落户因想家感到苦闷时，母亲建议她写点日记，排遣苦闷，这正是王安忆写作生涯的开始。

三十几年过去了，王安忆已经不再是那个带着青涩笑容、站在人群之外的年轻写作者，母亲茹志鹃也已经去世20年整，母女合著的《母女同游美利坚》日前由中信大方再版。借此机会，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了王安忆。她对比了自己的日记与母亲的日记，说自己远不如母亲写得好，“当时每天生活都那么丰富，我也不懂得筛选，不像母亲明显是经过思考的。”即便如此，读者还是可以从日记中看到母女二人的许多讨论互为补充、交相辉映。在采访中，王安忆不止一次表示，美国的生活像是一次预演，让她对未来有所准备。多年之后，她重访爱荷华，当年写作计划的工作人员见到她之后对聂华苓说，“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