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年经济繁荣落幕，接下来会怎样？》、《中国青年就业市场宛如梦魇，国家面貌正在改变》、《中国经济困境堪比30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中国经济恶化背后根源：民众对政府政策没有信心》……

近年来，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中国崛起顶峰论”，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研究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中，分析了这轮“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四种荒谬逻辑，并指出其现实危害，呼吁打好针对“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反击战。

本文摘编自人大重阳“中美人文交流”系列研究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查阅报告全文请点击这里。

【文/ 王文、陈修豪、鲁东红、查希】

自美国学者哈尔·布兰（Hal Brands）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于2021年秋季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期刊发文撰书，提出“中国相对实力已经见顶”“中国崛起已终结”“中国衰退已开始”等观点以来至今已两年，外媒唱衰中国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并且在2023年上半年以来愈演愈烈，呈明显升级加强态势。

以《华尔街日报》为例，其中文官网推出“中国经济放缓”专题栏目，从2023年8月至2024年元旦，已发表160余篇文章，包括《中国40年经济繁荣落幕，接下来会怎样？》、《中国青年就业市场宛如梦魇，国家面貌正在改变》、《中国经济困境堪比30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中国经济恶化背后根源：民众对政府政策没有信心》等在海外引起舆论共振、被广泛传播的多篇“爆款”文章。

事实上，该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就是新版的“中国崩溃论”。但相比于过往25年层出不穷的“中国崩溃论”，这轮舆情规模最大、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来源最广。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以往集中在美国的“中国崩溃”论调，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荒谬的叙事正传向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媒体与学者圈，质疑中国发展的规模、频率、范围等均远超以往。近期，美方政府也进一步推波助澜，如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就称中国经济为“定时炸弹”，对中国国际形象、声誉进一步造成负面影响。

除了范围大之外，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逻辑更为“精细”，让有心为中国辩护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于之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崩溃论”，此轮崩溃论调聚焦中国疫情后经济数据的低于预期的具体表现，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决策层的根本问题。虽然有媒体、学者对中国表示信心十足，但皆都难跳出“唯潜力论”，缺少对中国发展前景有效辩护。

本轮“中国崛起顶峰论”同时剑指中国决策层的误判以及顶层设计的错误，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更深层次漏洞的暴露。他们认为，当前中国“重意识形态与安全”而“轻经济增长”，更加集中的权力和深度的政府干预对民营企业等产生致命的打压，加之疫情期间“封城”的政策选择等，都折射了中国决策层在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上“开倒车”。这种论调正在传入国内，离间中国社会与政府、中国民众与决策层的信任关系。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预期

“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叙事逻辑

对此，需要深度了解“中国崛起顶峰论”的叙事逻辑。尤其要注意这些叙事逻辑虽不能被中国主流人群所完全接受，但在国际舆情中却有极高的穿透力。

叙事逻辑一：近年来中国经济数据反映了深度结构与模式问题，且经济下行是中长期必然趋势。

这种叙事逻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出现问题，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型失衡的自然结果，印证了之前少数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怀疑及预警。由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增长模式在人口、债务、投资回报率降低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丧失继续发展的空间。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失去了之前的增长引擎，在没有有效替代的前提下，见顶下行符合客观规律，难以避免。旧发展模式缺陷凸显、已经过时，但新模式需要的政策举措和结构性、体制性改革又难以推进。

中国面临一系列严峻的问题：生产力下降，生产成本高攀，基础建设投资回报率下降，债务占GDP比重超过美国；总人口和劳动人口数量已经见顶并开始下滑，预计203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7千万，而老年人增加1.3亿，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降至8亿人以下；老龄化持续加重，将造成财政问题、进一步拉低生产率；当下又出现青年失业问题，出现劳动人口和就业机会同时下降，反映中国经济严重的需求和活力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加上当下房源供给失衡，大城市供给不足，总体分配不均，只会加剧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这些问题难以短时间内扭转，疫情防控失误加快了见顶的进程，但并非最终“病因”。地方债务问题、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模型、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只是在疫情作用下加速凸显。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为内外特殊机遇时期创造的不可持续的“奇迹”，见顶衰退乃是回归常态。

叙事逻辑二：经济问题反映中国决策层错误的估计和选择，经济政策及“稳信心”措施将持续摇摆无力，意识形态阻碍提振经济。

这种叙事逻辑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扭转当下的经济问题，但因对国内外环境和未来形势的误判，选择维持现状——经济放缓或是中国决策层有意而为之。他们认为，让年轻人学会“吃苦”反映了自上而下的不自信和低预期；政策摇摆无力造成了新的“信心危机”，造成经济恶性循环，难以逆转；疫情防控后期的错误反映了执政方式的短板，也是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导火索；若决策层不做出改变，经济问题或将影响社会稳定、威胁政权执政根基。

持此观点的评论者同时认为，扭转当下经济颓势，不仅需要及时、坚决的刺激措施，更需要经济发展根本策略的转换——维系高速增长的内外因素已不复存在，若不大力推进、深化必要的改革举措，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极为暗淡。

评论者认为，中国国内专家早已形成政府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共识，但近期出台刺激措施皆为“挤牙膏式”的“零敲碎打”、“小修小补”，无法显示出决策者对问题严重性的担忧，继续拉低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现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但是现实中改革受阻，在需要扩大支持民营经济及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时间节点上，反而出现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有人表示，当下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避免中国陷入像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陷入的衰退，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选择维持现状及现有道路，陷入“政策瘫痪”，更有甚者宣称中国经济已经“僵尸化”，成为“僵化的中央集权经济”。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过去一年内他三次来华调研，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民营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严重衰退，并归结于三点原因：

一是疫情防控过度，特别是2022年3月后上海严厉的“封城”措施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022年底“清零”政策突然的停止更加重了大家的疑虑。二是近年来对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的管制及打压；“共同富裕”的提出也降低了部分企业家及投资者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三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敌对氛围的提升，使得不少中国投资者、企业家对未来与西方科技、市场、资本的交流、流通和发展产生很大担忧，拉低了国内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期。他表示，民众感觉国家在向错误的方向前进，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导致投资减少、存款增多；信心危机已成为限制中国经济最重要因素。

叙事逻辑三：中国经济疫情后反弹疲软，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两国后疫情时代预期与现实产生极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缺乏事实依据。

该叙事逻辑认为，疫情期间，看衰美国经济成为美国民众、媒体和学者的常态，海内外反而对中国后疫情时代经济反弹高速增长形成预期。而在“清零”时代结束后的2023年，中美两国经济数据现实与预期反转：中国经济经历短暂复苏后，陷入增长乏力困境，数据远不如预期，美国反而并没有进入被预测的衰退——雇佣需求强劲、高通胀压力不再、股市反弹。疫情前多数人认为，中国GDP会很快超越美国，可近期数据显示，中国与美国差距在加速拉大。不少金融机构、学者、媒体重新评估先前的预测，甚至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永远不会超越美国，重蹈日本覆辙，或陷入比日本当年更大的危机。

彭博经济（Bloomberg Economics）最新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40年代中叶以小额差距，短暂超越美国，但将很快重新被美国超越，经济增速在2050年降至约1%——中国将永远无法坐稳世界最大经济体宝座。其表示，疫情后反弹疲软，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日益低迷及外界对北京管理经济信心的流失；中国已经早于预期地进入了更低速的增长道路，因为信心问题或已造成了长期的不良影响。反观疫情前，彭博经济曾预测中国经济最早或在2030年代初始就超越美国。

疫情后，不少媒体、学者明确表示，疫情期间对中国经济过于乐观的预期已被证伪，之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持怀疑态度的观察者也认为自己的观点获得了新的数据、事实支持。“新冠后遗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成为常态。

叙事逻辑四：外部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美国综合实力依旧，将有效遏制中国发展。

该叙事逻辑认为，美国有得天独厚的硬配置及软实力优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在地理上，美国两个邻国都为友好的盟友，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且领土争端频发；能源上，美国为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却日益依赖能源进口；金融实力上，美国控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美元霸权也难以撼动，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控制使得其难以代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人口红利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在2014年见顶，十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9%，而美国将增加5%；社会文化上，美国虽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依旧开放包容，凭借实力吸引全球精英人才，而在中国“润”（“跑”的英文拼音Run）已经成为上流文化。

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等措施，加上中国周边国家（日、韩、印等）日益增长的敌意，美国及其盟友的全球霸权难以被撼动，西方将有效制衡中国持续崛起；中国当下激进的外交方式也将持续限制其发展前景。

近期更有评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代表了“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优越论、“中国例外论”的终结。持此观点者认为，若中国经济就此放缓甚至陷入泥潭，那么中国虽然不大可能陷入真正的大危机，可以维持自我发展，但“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就失去了特殊的吸引力。没有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的硬事实，即印证的就是之前部分学者的预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是内外特殊机遇期的导致的“奇迹”，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存在特殊的优越性及借鉴意义。这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力和全球合作带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