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如果发生美债危机，会怎么影响世界经济？中国在这方面又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

陈文玲：按照现在这种发展趋势，美债危机爆发是早晚的事，只不过在哪个时点上。实际上美债问题是全球债务整体高企的组成部分，全球债务现在已经突破355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3倍多。三年疫情以后宽松的财政政策，已经导致很多国家债务高企，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也包括日本，日本的债务已经是GDP的263%，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也普遍比较严重。

如果美债危机爆发，当然首先影响美国经济，导致美国经济下行，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认为各国的债务链条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全球的债务很多是用美元计价，尤其是拉美国家、南太平洋地区国家、非洲国家。

如果美债崩溃，就意味着美元在全球的结算能力可能会走向枯竭，会出现美元荒，这对全球的经济运行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毕竟我们相当大一部分国际贸易和投资也是用美元计算。

王慧：特朗普还有一个经济目标，就是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为此他还提出了“大而美”法案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您觉得美国的制造业能成功回流吗？

陈文玲：美国制造业在回流，但是回流的速度和效果都不是很理想。近几年美国制造业回流带来的产值在美国制造业总值中的占比提升了大约8个百分点，这说明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和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像欧洲的一些芯片、新能源企业正在向美国转移。

第二，美国也在利用胁迫的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扩大对美投资，比如胁迫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定向投资船舶工业。

当地时间2025年8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韩国总统李在明视察韩国韩华集团收购的造船厂。 IC Photo

第三种方法是要求头部跨国公司转移到美国，不转移就加税，转移之后就在美国享受低税率，所得税降到21%。

此外，美国也在投资新建一些产业。我感觉美国的重点是高端制造业、重工业、军事工业，而对于一般消费品，它实际上是在寻找能替代中国的国家，包括东盟、墨西哥等。

总体来说，我认为美国想让制造业真正向其国内转移，还面临着特别大的挑战。首先，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碎片化了，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国内GDP的比重已经从二战时期的77%下降到最近几年的11%。美国产业的空心化、碎片化，导致其原有产业链和配套体系难以重新衔接。如果要重建，成本会非常高昂。

第二，美国的人力资本队伍，即劳动力队伍、技工队伍，也已经断代了，供应不上。像富士康前几年在美国建工厂就招不到人。哪像你到中国建厂，劳动力充裕，还都那么勤勉，文化水平也不低。制造业不是那么容易替代的，它需要全产业链，还要有产业环境、产业配套、产业能力、人才队伍。这些方面美国肯定是不太具备的。

第三是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更迭、政党轮替，换一个领导人换一套打法，政策有没有继续性？这个市场可不可预期？这是投资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最后，美国现在是金融立国，玩资本，玩金融，从它的价值观来说，干“苦力活”应该是别的国家的事，他们会把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

在这几重约束下，我认为美国想要实现重振制造业这个目标，特别是在美国建立全产业链的目标，面临极大的限制。所以美国现在确实也在抓大放小，不断调整。不过，不管怎么调整，制造业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回流，但实现总体重振，使制造业形成完整体系，应该说100%不可能。

王慧：您刚刚提到金融立国，这也是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现在美国经济日益虚拟化、泡沫化，有观点指出，美国的GDP严重“虚胖”，还有不少人担心美国的AI泡沫会破裂。您怎么看美国经济的泡沫？这个泡沫一旦破裂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多大影响？

陈文玲：整个世界经济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形态，一种是实体经济，一种是虚拟经济。我们国家所有的政策现在都是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依然是实体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而美国已经成为虚拟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家，并且还伴随着泡沫的堆积，它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运行。

我认为美国现在最大的泡沫风险，第一是金融衍生品。根据鲍威尔公开披露的数据，美国金融衍生品的规模达到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