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动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工作建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结合本次调研情况，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开展以下工作。

（一）推动开展试点探索，完善相关立法

考虑到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事关重大，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中央政法单位，联合开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试点工作；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总结实践经验，推动立法完善。在试点罪名的选择上，建议优先考虑案件量大、社会影响面广的个罪先行试点，如危险驾驶罪。一方面，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可观，具备试点的样本参考价值。2024年全国法院一审新收危险驾驶罪案件27.55万件，占全部刑事一审案件收案量的22.96%，数量庞大，可以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充足的试点样本。另一方面，危险驾驶罪的社会危害性小，行为人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影响大、公众反映强烈。对于危险驾驶犯罪人员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普遍预期，社会安全隐患可控。也可以在较轻刑罚范围内先行试点，比如针对被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罚案件（约占比15.61%），此类案件数量可控，社会危害性低，具备试点基础。在试点地区的选择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试点。首先，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创新改革举措，对犯罪人员有利，需要以样本的全面性实现制度设计的公平性。因此，在试点阶段要获取全国性样本，实现试点数据的全覆盖，以确保制度设计的公平性。其次，以试点的全面性保证制度执行的公平性，防止地区性矛盾。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其特殊性，关注度高且较为敏感，要从试点阶段保证制度执行的公平性，而不宜像其他制度一样开展区域性试点。最后，以危险驾驶罪或者宣告刑为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犯罪作为试点，刑罚的可裁量空间有限，诉讼公平性风险可控。

（二）推动清理有关法律法规，完善制度衔接

据研究者统计，截至2021年，涉及犯罪人本人附随后果的法律法规及各类规范性文件共计418项，其中法律52项、行政法规10项、司法解释52项、部门规章258项、党内法规制度15项、团体规定15项、行业规定16项。部分规范性条款甚至突破上位法规定，设置不当的从业限制条件，未严格考量犯罪性质与从业限制之间的必要关联性，存在“一刀切”现象，这与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目标存在冲突。因此，需要系统梳理从业限制性法律法规以及各类规范性文件，并做好修订清理工作，确保从业限制都有明确的国家规定。同时，对《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前科报告制度作必要修改，增设“犯罪记录封存与从业限制衔接”专项条款。明确“封存犯罪记录不影响符合法定条件的职业准入”，并对“因犯罪性质特殊确需限制从业”的情形，通过立法作出严格例外规定。密切关注相关制度衔接问题，将刚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纳入考量，实现治安违法记录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协调统一。

（三）推动构建全国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强化技术支撑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运行离不开信息化应用，首要任务是加强顶层设计与跨部门协同联动。建议在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共同制定平台建设的总体规划和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在数据归集、封存操作、查询授权、安全防护等方面的职责边界与协作流程，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平台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建成覆盖全流程、全链条的国家级犯罪记录封存数据库。一是全量归集与动态更新。无缝对接各政法部门的业务系统，自动、实时汇聚涉及轻微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含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等全环节、全要素的犯罪记录信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鲜活性。二是精准封存与动态管理。系统需能根据预设的封存条件（如罪名、刑期、是否初犯等）和法律文书指令，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记录，实施精准封存操作。建立“一案一码”的动态管理系统，对每一条记录的封存状态（已封存、待封存、已解封）、封存时间、操作人员、解封原因等进行全程可视化、可追溯的监管。三是安全共享与受控查询。实现数据在授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设定严格的权限管理和审批流程，确保只有法定情形（如再犯罪侦查、国家安全审查、特定岗位政审等）下，经依法授权的主体才能穿透封存屏障进行查询。所有查询行为必须留痕备查。四是高效解封与联动处置。当出现法定解封情形（如发现漏罪、再犯新罪）时，系统能快速响应，依法解除封存状态，并自动通知相关司法机关，确保后续司法程序顺利进行。

结语

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一项需要立法、司法、行政、技术、社会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关乎社会公平正义、长治久安的精细工程。在立法层面，需通过科学修正《刑法》《刑事诉讼法》，明确制度框架，为改革提供法治根基；在司法层面，要求法院、检察院精准适用封存标准，严把程序正义关口；在行政层面，需要公安、司法行政、人社等部门打破数据壁垒，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在技术层面，需要依托全国统一信息管理平台，筑牢数据安全防线；在社会协同层面，则需要公众理解支持，消除歧视观念，营造包容环境。此项改革的深层价值在于，一方面，通过在有效防范社会风险、绝对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消除轻微犯罪人员回归社会的制度性阻隔，真正打通其融入正常生活的“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以制度创新为支点，撬动犯罪附随后果体系、前科报告制度、职业禁入规则等关联领域的联动改革，推动社会治理从“粗放管控”向“精细修复”转型，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