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曾提及，过去20年来美国“新清史”学派在海内外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内学者不能忽略清朝的民族特性。“新清史”对国内清史研究的冲击很大吗？带来了哪些新的视角？

毛立平：不能说多大的冲击，但影响肯定是有的。

过去我们没有刻意突出清朝的民族性。当时国内的主流观点是，清朝虽然是满族建立的王朝，但基本上沿袭或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即所谓清承明制，在执政的实践中，清朝和之前的朝代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后迅速汉化，出现“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吸纳了很多汉人王朝的制度和传统，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由此将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极致。

而“新清史”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试图凸显清朝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汉族王朝的差异，甚至主张它和之前的朝代不存在连续性。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国内学者也多次予以回应和批驳。

总体而言，“新清史”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视角，让我们更加重视清代民族问题和对满文史料的运用。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在回应和批驳“新清史”的过程中也提出了新的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发展。

观察者网：您提到“新清史”学派喜欢强调清代统治者的所谓“满洲特性”，但您在研究宫廷女性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看起来改革和创新的清宫制度，其实都建立在明代的基础之上。您能举例介绍一下吗？

毛立平：对，这也是我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感触。清代确实有诸多改革和创新，但它们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很多都建立在明代皇帝与大臣奋力抗争的基础之上。

比如，清朝入关后沿袭明朝制度设立内阁，入关前创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没那么重要了。在经济方面，清朝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就是摊丁入亩，这也是建立在明朝一条鞭法的基础上。

清朝入关后的后宫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朝。比如在入关前，清朝施行“并后制”，但入关后皇帝就只有一个皇后。皇后之下是皇贵妃，这也是明朝创建的妃嫔位分等级。清朝不仅沿用了，还进一步形成了对后宫有利的制度，即规定皇贵妃只能有一个，在皇后去世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就循序升为皇后或代行后权，这样就不会有恶性竞争。

再比如，在帝后合葬问题上，中国传统制度是一帝祔一后，即一个皇帝去世后，只有一位皇后可以和他安葬在一起。明宪宗时期，皇帝是明英宗的周贵妃所生，她在儿子继位后被尊为太后，而英宗还有一个原配钱皇后，只是她没有生育子嗣。谁应该和皇帝合葬呢？这一事件在当时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一度引发大臣哭谏，斗争十分激烈。直到明孝宗继位，才确认两位皇后可以一起与皇帝合葬。到清代，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不但可以有多位皇后与皇帝合葬，还允许多位皇后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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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这是国内的主流观点。但最近几年互联网开始出现所谓“1644史观”，一些人认为明清易代是才是中国历史更为重要的转折点。学界对此有没有相关讨论？您本人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毛立平：首先，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我没有看到学界有相关讨论。其次，这也够不上“史观”两个字。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分人民族情绪的表达，更多是互联网层面的说法。

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其形成的根源。清末以来，尤其从民国开始，公众对整个清代的历史评价就非常负面，认为清代前期搞民族压迫政策，给民族情感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清代后期又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作为统治者，你肯定要背这个锅。我在互联网科普清史的时候，也有读者反映说“我们不喜欢听清史”，主要原因就是这两点。民国的时候，大家为什么要用“满清”称呼清朝？就是希望让清朝带上民族的特点，把清朝的问题归咎于民族因素。

过去还有学者提出，明代后期，无论是从商品经济发展还是从生产关系模式来看，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清朝入关之后，把这个萌芽掐灭了，中国历史进入了倒退期。

但随着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我们可以从更多元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在明末并不具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中国历史也不一定要遵循“历史五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有自己的节奏或特点。

所以，是不是让明朝发展下去，我们就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很难说。历史没有假设，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正确地看待历史。

所谓的“1644史观”，它的一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和“新清史”的观点是没有差别的。满族建立的朝代难道就不是中国的王朝吗？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朝也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在此之前还有辽、金、元等。带着民族情绪来考量历史，既不科学也不理性。

2025年8月2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游客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 IC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