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合川老农民】

2025年岁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必须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并对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提出要求。

正如观察者网网友“心水自闲”在留言中所写的：农业强则国强！农民富则国富！农业农村现代化才有国家现代化！

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农民这个群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知识水平、技能掌握以及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到农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然而，长期以来，农民这一职业在社会认知中往往被低估，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低门槛”的工作。

也因此，当“辽宁给农民评职称”的消息登上热搜时，很多人表示不甚理解，甚至有人表现出负面的看法，认为“农民评职称”听起来像是把原本朴素的生产活动，硬生生塞进一套行政化的评价框架之中。

辽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价细则

农民评职称一事，实际上并非辽宁省独有的政策举措，山东、河南等地此前已推行该项工作。这背后反映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现代农业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日益提高，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导致以往身份模糊的农民工群体，正逐步转变为身份明确、评价体系完善的职业农民。

要理解这种转变，就要从更大的时间维度去理解农民这个身份的演化，从历史的经纬中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从“农民工”到“职业农民”的转变。

农民身份的演化

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农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概念。它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职业称谓，而是在土地、人口与国家治理的长期互动中，被一步步塑造成一种兼具生产、制度与社会意义的身份。

在最早的农业社会里，农民并不以“身份”出现，而只是“种地的人”，它既不是身份亦不是职业，而是一种生存方式。

定居农业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被稳定地固定在土地之上，而这种固定性下的生存方式，最终为国家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条件，正是定居农耕的生存方式奠定了国家财源和劳动力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大一统进程，进一步强化夯实了这种基础，帝国治理结构逐渐成熟，“编户齐民”成为人口管理的基本形态。农民被系统性地纳入户籍体系，土地、人口与赋税之间形成稳定连接。此时的“农民”，并不仅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更是指承担田赋、徭役、兵役等义务的社会单元。这也是为何在古代，农业被反复强调为“国之根本”，因为本质上这套围绕农业的“生存方式”奠定了一个国家的税收基础与徭役基础。

在此种逻辑框架下，农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紧密依附关系，由国家机器强制维系。国家有意限制农户向农业生产以外的产业流动，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根基。

唐宋以后，随着土地制度（均田制的瓦解）和税制（租庸调到两税制的过度）的调整，农民与土地有所解绑，但基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大量人口依然被牢牢地绑定在土地上，农民作为帝国财政与社会稳定底座的身份却并未动摇。

明清时期，小农经济高度普遍化，农民身份进一步社会化、日常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成为主流，宗族、乡约、里甲等基层组织强化了农民在地方社会中的嵌入程度。农民不只是经济角色，更是乡土秩序的组成部分。

真正的断裂发生在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下，农业在现代国家中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转化，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农民的身份。

归根结底，分析此类问题必须厘清是什么在支撑国家运转的税收与徭役根基。当工业在经济效能与劳动效率上显著超越传统农业时，与之相应的人口结构转型必将随之逐步展开。

可以说，农民身份的转变是普遍的“现代国家问题”。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如何从农业中提取资源以支持工业化，如何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人口与福利，成为现代治理绕不开的议题。

这种转变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演进历程。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通过大规模驱赶原住民而迅速迈入现代社会的模式，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相比之下，中国这样一个以原住民为主体人口的国家，则经历了更为漫长而曲折的转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占有关系，集体化、公社化又重塑了农业的组织形态。农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定义为集体经济的成员，其生产、分配与生活高度嵌入集体结构之中。

改革开放后，这种身份含义得到进一步强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重新激发了家庭经营活力，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开启了农民工时代。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农闲时节进入城市务工，农忙时则返回乡村务农，这种半工半农的身份特征堪称独特的中国特色。

农民工进城务工（资料图）

然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农民工时代也正在走向终结。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必然导致就业市场的分化，因为资源越稀缺，利用方式就越精细。当人口充足时，农民工这种半工半农的模式有效缓冲了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影响；对于农村农业生产而言，由于有大量流动性人口在城乡间流动，土地总能得到耕种。但当人口开始减少，冗余劳动力不足时，哪些人从事工业，哪些人从事农业，就是一个必须得精细管理的过程。

简而言之，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作为税收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身份更多是国家机器强制认定的结果；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逐步取代农业的经济地位与生产力地位，农民同时兼具“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双重属性，呈现出一种类似量子纠缠的状态，在我国经济高速腾飞时期形成了全球独有的农民工现象。展望未来，随着产业升级与人口衰减的双重作用，农民的身份将面临全新的定义，这也就是农民评职称背后的历史演进逻辑。

如何理解农民职业化？

了解了上述的演化逻辑后，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当下农民职业化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量开始疲软，存量开始萎缩，不同产业对于人口的需求就会存在一个客观的内卷过程。此种内卷，会展现为一种残酷的人口博弈。而左右人口博弈的，是不同产业对于人口本身的吸引力。

理解了农民身份从“被治理的人口”到“职业”的历史演化逻辑之后，当下农民职业化的问题，其实就不再是一个“要不要评职称”的技术性争论，而是一个更为冷静、也更为残酷的现实问题：当人口不再增长，甚至开始萎缩，一个国家究竟凭什么，把有限的人留在农业里？

这里我们又要搬出“人口博弈”这一核心概念，它贯穿古今，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客观现实需求的差异，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结果。古代通过国家机器将人与土地紧密绑定，近现代则为推动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在人口总量缩减的背景下，为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又需要将足量人口留在农业领域，与工业人口形成健康合理的比例关系——这些现象无一不是人口博弈的具体体现。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业、服务业、公共部门、平台经济、新兴产业，都在争夺同一批劳动力，而农业，恰恰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被边缘化的一方。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就必须提升农业对人口的吸引力。

因此，理解当下的农民职业化，不能停留在“形式是不是复杂了”“会不会增加负担”这样的层面，而要放进更宏观的人口竞争视角中去看。不是农业想不想职业化，而是当人口成为稀缺资源之后，农业还需不需要职业化？如果没有一套能够识别人才、激励能力、稳定预期的制度工具，农业在这场人口博弈中几乎注定处于劣势。而职称评定，正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成本相对可控、作用方向明确的一种尝试。

其实细细想来，我国城乡户籍的二元结构，在认知层面对于三农的情绪倾斜，本质上都是在服务于提高“三农”对于人口吸引力这一个目的。

然而，这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弊端，且着力点过于笼统，尤其是针对亟待解决的农业现代化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职业农民需求，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由此，我们的思路必须更加清晰，要深刻理解到这场“人口博弈”的核心，并不只是工资高低，而是一个更综合的“吸引力结构”：收入预期是否稳定、职业路径是否清晰、社会认同是否存在、个人能力是否被承认、长期投入是否值得回报。

在所有影响产业吸引力的因素中，职业确定性是最基础却也最常被忽视的一项。一个行业若无法明确回答三个核心问题——“我是谁”、“我能走多远”、“我的付出是否获得社会认可”——那么其对人才的吸引力必将持续减弱。

长期以来，我们在解决上述问题时缺乏精准性，例如：何为农民？仅凭农村户口就能定义吗？这种单一的身份认定方式，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管理能力以及职业归属感，显然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对农民素质与从业持久性的要求。

农民职业化，特别是以职称评定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正是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弥补关键环节。一方面，它将农民的身份与专业技术能力紧密关联，有助于引导农民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为农民首次构建了“可见的职业阶梯”，提供了在农民身份内独立的晋升通道，这无疑有利于促使人才长期扎根于农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