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看到了在工业社会大规模垄断和兼并的问题，都看到了对数字经济时代新的问题，当代的经济学家可能对这个事情不敏感，还没有做出系统性的解释。所以我们在开始这个课之前呢，聊一点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对当代的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是不满意的，当然对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呢，也是需要提出一些意见。

两个方面我们可能要警觉，第一个是经济学对道德的解释——自由或者是基于自由的那种格式化的民主不是第一道德！它缺少了对人类各阶层整体的无缘大慈，是不需要缘分的，同体大悲就是一致化了，我们缺少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奥地利学派他们是以世界人自诩，他们曾经害了他们的祖国，他们毁灭了他们的祖国，奥匈帝国不再存在了，因为他们是世界人，他们是贵族，他们对底层不关心，他们对特定利益的阶层、对特定人群的自由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是不讲自由这个概念的，因为自由这个概念是个相对论。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自由，汽车的自由可能就是行人的不自由，斑马线的出现就限制了汽车的自由。将自由进行道德化的论述和标贴，可能会使经济学陷入困境，这个也是现在美国出现问题的一些重要原因。

其实在新冠病毒面前，好多学者专家他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我把病毒认为是天道轮回的一次启迪，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个启迪，你做错了什么？一个是道德问题，一个是新经济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落伍了、落后了，没有跟上新的时代。美国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二次大战之后资本的约束问题，所以它出现了我们今天见到的现象，就是在数字资本时代的迅速兼并。这种情况和前一段时间它的产业资本空心化是有必然联系的；产业资本空心化，金融资本吞噬产业资本，同时向数字资本转移，这是一个大历史过程。对这个大历史过程，确实需要哲学高度，需要历史纵深来理解。

不光是美国人没有做好这件事，更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的可能也包括了德国和日本。2019年我觉得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新经济时代落伍了，所以当时我去访问考察这两个国家。其实我内心是很震撼的，因为它不单纯是技术上的落后，很大意义上仍然是思想的落后，学术的迟滞或者迟钝。

在这个方向上，美国人比德国人和日本人强。首先它拥有先进的通讯技术，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通信技术运用于民用，开始出现互联网，移动通讯突飞猛进，它带来了新经济的物理条件或者物质条件。美国居于技术领先地位，所以优先在这方面占据了优势，也导致美国的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迅速进入到这个最先进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作为资本载体，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甚至大到无限大的程度。所以一会儿会讲美元、讲货币、讲能动性，我会讲到这块资产的含义。

中国由于没有工业时代工商业资本的包袱，较容易接受新经济。另外呢，中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比较年轻的国家对新生事物的敏锐程度更高一些，就是我们更追求时髦和现代。同时由于我国没有工业时代的负累，对于信息技术、互联网的接受就很快。

虽然在互联网领域里边我们跟德国和日本是一样的，因为在互联网领域美国是形成高度垄断的，但美国人在技术发展方向上面，在思考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当互联网从固定互联到移动互联的时候，通信技术在飞速发展这个时候，互联网也在出现变化，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通信技术突飞猛进，所以中国是后来的闯入者。

我把新经济概括为两化。第一化是信息产业化，就是跟信息技术相关联的那些企业，构成的产业像华为、中兴、中芯、京东方都属于信息产业化的过程，现在中国提产业生态主要讲的也是这一化。

第二化是产业信息化，产业信息化说什么呢？就是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中国对工商业的发展是新丁，所以我们制度约束很少，不像德日的制度约束那么大，同时我们没有将个人的自由放到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在产业信息化方面我们走在了前面。我们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比如外卖就是美团，比如平安好医生就是医疗，比如众安在线就是金融保险业，比如蚂蚁金服就是用信息技术改造金融行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垄断了全部的金融资源吃息差，以至于中国上市企业的一半的利润是由金融机构构成。他们并没有劳动，只是吃息差，是通过制度性设计来获得超额利润。也因此，他们不愿意做小微企业的生意，因为对小微企业的信用确定，涉及到的考核跟大企业是一样的，甚至成本也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兴趣。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构成了重大的问题。

信息技术改造之后，通过大数据可以解决小微企业甚至个人的信用评价问题，数字金融在这个领域里边填补了空白，它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个创新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但确实是触碰了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蛋糕。

借呗，是给小微企业服务的，这块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一块只占20%，大概是4000亿左右；剩下的16000亿是高利贷，这里边有暴利，而且是高杠杆形成的恐怖暴利。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怎样解决呢？我们中国人解决兼并是有一套办法的，我们解决兼并是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们叫土改、均田。第二个维度是通过税收水平转移支付，其实就是我写的《广义财政论》里边的核心思想，就是建立直接税消灭超级地租，来实现再均衡和再平衡。

这两个方法，第一种过于激烈，因为通常土改都伴随着革命，伴随着流血，伴随着生离死别。非万不得已不要革命、不要土改。通过温和的方式，通过直接税、税政改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避免这种兼并。

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专题的主题词就是兼并，兼并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就是社会发展通常到一定时候就会这样，它具有某种自然属性，有必然性。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兼并太过头了就革命了、就土改了、就分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直接税，通过税政强行将兼并所获取的超额利润重新返还给被剥夺者。

这里多说几句，其实也可以采取温和的土改，比如像华为模式。我把华为的治理结构形容成岳家军——华为创造了新的业务、新的产权后将它分给员工，就像岳家军打下了新的土地就把它分给普通士兵，普通士兵获得产权之后，保家卫国积极性非常高，所以岳家军特别能战斗。某种程度上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是一样的，因为土改，因为减租减息，因为获得了资产，就有了积极性。

股权的分置处理，美英在二次大战之后其实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像美国大股东不得超过5%，香港不得超过30%，控股比例不得超过一定比例，不能形成超级垄断。因为我们国家在工商业阶段的发展不是很成熟，对工商业企业温和土改这件事情，其实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管理角度来讨论的，也就是合伙人，但没有从道德角度或是从社会均衡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不但股权均衡——就是在一级部分的均衡没做，在二级再分配领域的均衡也没做，就是直接税。

而且现在关于直接税的讨论在中国变得极其困难，你不要说数据税或是资本利得税，现在连离境税、赠与税、遗产税、房产税都很难讨论。今年中央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反复开始强调直接税了。我个人认为我们可能有望于2022年正式推出直接税，最迟可能会拖到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