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乡土的自我保护性力量，反抗土豪劣绅或“赢利型经纪人”，试图重建乡村共同体，正是《红旗谱》的主题。如果说《白毛女》表达了沦为贫雇农的破产小农的绝望命运（杨白劳一家由于劳动力短缺，重要家庭成员患病身故，脆弱的家庭经济因而崩溃），《红旗谱》则表达了家境尚可的自耕农的普遍诉求，而自耕农正是华北小农社会的主体。根据卜凯对二十年代华北乡村的调查（未必准确，可做参考），佃农的数量不多，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不到四分之一，佃农也不到四分之一⑧。相比于杨白劳的悲苦，朱老忠父子身上表现出更多的血性和勇气，不过，这是要靠经济基础垫底的－－朱严两家田产尚足使用，家长正当盛年，各有两个精壮的儿子。土地当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严志和被迫卖掉土地时巨大的痛苦，相信读者会对吃泥土的情节印象深刻，他对土地的感情背后隐藏着家族维系的希望与沦落的恐惧。

《红旗谱》从晚清讲起，第一场浓墨重彩的情节“大闹柳树林”就发生在清末“新政”之后不久，而正是从那时起，“赢利型经纪人”开始集体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再扮演社会保护者的角色，而是国家专横力量的化身；他们是为自身谋利的搜刮者，是寄身在民间社会内部的撕裂共同体的力量。国家与地方政府层层加压，尤其是督军和各类军阀政权为了维持统治和支付战争费用，偿还公债付息，经常截留中央税赋，大肆摊派甚至预征税赋，加重了农民负担。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这一状况并未根本好转，故有“民国万税”之称。为了完成越来越重和繁杂的各类捐税的征收，政府只好依靠劣绅和恶霸来代理，这就形成了劣绅驱逐良绅的局面⑨。而苛捐杂税及各类附加，也为中间人或经纪人的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包税制”的施行，可以看作是官方对中间环节贪腐的合法性的某种承认，这正如清朝的“火耗”一样。《红旗谱》中的冯兰池是堤董，同时任村长，还是包税人，正是典型的赢利型经纪人的代表。小说中的重要情节和高潮之一，就是反割头税斗争。

二十世纪初，村庄开始成为一个财政实体，从那时起支出常常超过收入，除了完成上级征收要求，还要承受现代化任务下移后的管理责任，兴办社会事业，如建立现代教育和警察体系。基层财政吃紧，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源，除了各类附加摊派，还有没收庙宇和其他传统的公产，在此过程中，掠夺性中介人化公为私，上下其手，也就在所难免。我们知道，《红旗谱》初始戏剧冲突的起因即是砸钟，而这口钟正是锁井镇四十八村庙产的象征，上面铭刻着嘉庆年间四十八村集资购地的原始契约，它是公共产权的法律证据。这片土地为共同体所有，它的收益，是修桥补堤的资金来源，同时也提供了保护杨白劳这样的破产小农的公益基金。

这是一场保卫社会的斗争，是面对“乡里空间”的解体，乡土世界所进行的自我保护运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的这场乡村保护运动，已经不同于传统士绅领导的东林党式的古典形态，它所反抗的直接目标不再单纯是横征暴敛，而是乡村共同体内部的国家代理人，但是，近代以来的广阔的社会情势，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不可避免地予于了它新的历史意义。于是，一种未来乌托邦与政治乡愁的辩证法出现了。贺桂梅极富于洞见地指出：

“这一乌托邦想象的愿景建立在对‘过去’的重新想象基础上。自然，当一种远古的革命理想在现代视野中被重新提出时，它本身就已经是‘现代的’，因此这一‘倒置’的乌托邦并不意味着‘复古’，而是对过去的理想的重新建构，是在既有历史中找到了那个从远古延续到现在并伸展向未来的有机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红旗谱》所书写和想象的‘革命’，既来自贾湘农这个外来者所带来的现代理想，也来自铜钟这个锁井镇世界自身的铭文和古老律法，尤其是这两者的汇合、交换和互动。也正是在这里，朝向未来的乌托邦和朝向过去的‘乡愁’得以暧昧地相遇。”⑩

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建基于三代以来的小共同体社会，依照差序结构的原则，不断扩大，推己及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至于大同。这也是《大学》的逻辑，修齐治平，由血缘关系不断扩大外延，最后消解血缘，走向天下一家。在近代以来，先贤先哲在追求现代性以救亡图存的同时，还进行着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省，包括以儒家思想为资源的《大同书》，就是今文经学的现代转化形式，它已经显示了与共产主义交融汇通的可能性。当然，儒家理想的小共同体基因也带有其狭隘性，这是革命将来还要克服的——这既包括儒家礼法关系内部的权力关系，还包括乡村自治传统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瓦解倾向，无论从国家建设还是远景的共产主义目标，在现代革命的视野里，乡村社会都将推进到下一步，进行继续革命。那将是《创业史》的主题，也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内容。

《红旗谱》被广为称道的田园诗风格和乡土民风民俗的描绘，以及方言的大量使用所营建的地域风情，正是为了再现失落的乡村共同体。在那些共同体的维护者们的眼中，千里堤的烟柳，承载着政治的乡愁，在季节的轮回中召唤着“和谐”的乡村秩序的归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描画相互扶助的乡村共同体情感。朱老忠父子身上所体现的古风和侠气，以及小说那评书般的叙事语调，也是服务于更好地表达这种“自然秩序”的民间正义。如果说《白毛女》和《红旗谱》都有意描绘民间生活仪式，二者的意义显然有所区别，《白毛女》更加突显小家庭的日常生活的道德意义，生命延续的神圣性；而《红旗谱》则更为强调乡村共同体生活的“主体间性”，共生共在的社群价值——尽管二者实际上并不好区分。朱严两家的世代情谊，对“老套子”不离不弃的邻里感情，以及对个人和家庭荣誉的看重都体现着乡土共同体的道德品质——它是在乡土世界熟人社会中生存的前提，为了所谓名声，“老驴头”不惜把亲生女儿春兰打得奄奄一息。

地方形式的运用是为呈现共同体的地缘色彩，而血缘的强调则是为了突显共同体的宗法意味。对宗法血缘关系的最突出强调是复仇，血亲复仇是原始儒家赋予宗族后辈的道德义务，这是神圣的自然法。秦汉以后虽不再提倡，但儒法互渗，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直至民国，仍深入人心，施剑翘案的量刑就是例子。

血亲复仇之所以在儒家看来具有天然正当性，在于它对于维护社会共同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当正常社会秩序难以维系之时⑪。父债子还，归乡复仇，这构成了《红旗谱》的初始叙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