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自身必须认识到，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了话语权的问题，站在智库界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中国智库在中国话语权传播的作用上还存在哪些短板？对此，中国智库该如何发力？

李刚：首先，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和国际传播，这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媒体界当然也在做，但智库本身的传播是其中一种特殊类型——它不同于新闻传播，智库报告通常基于详实数据，进行的是所谓“evidence-based analysis”，即基于证据的政策分析。因此，这类报告在客观性和学术性上更强，在国际传播中更容易被认真对待。

我们关注美国智库发布的涉华报告，其实和对美媒报道的关注点并不完全相同。两者我们都会看，但角度不同。过去，西方主要听到的是中国媒体的声音，而现在他们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官方智库的发声。话语权的建立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渠道共同实现的，当然还包括大学等更学术化的交流。这就像一个光谱，智库处于中间位置：既不像大学那样高度学术化，也不像媒体那样追求即时传播，三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如何评估我们当前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我认为，无论是智库还是媒体，其影响力最根本的来源还是国家实力。中国如今的经济体量、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地缘格局中的角色，决定了我们说的话有人愿意听。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作为美国老牌期刊，近十年来刊载涉华文章数量显著增加。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快速上升，引发了美国的“焦虑”。这些文章里甚至有不少在反思美国自身、强调中国的成就。这说明，一个国家崛起、国际地位提升，话语权自然会增强。

所以，话语权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单靠宣传“造”出来的，也不是仅凭智库就能根本改变，它依托于一国的综合实力。但反过来，传播做得好不好、智库在国际上发声是否有力，本身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正如约瑟夫·奈所说，软实力至关重要。当前美国政策反复无常，其实正是在损害其自身的软实力；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则有助于软实力提升。

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明确界定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分量、擅长对外传播的智库，本身就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要举措。所谓“新型”，就包含这层含义：智库不能仅仅作为体制内服务决策的研究机构，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承担起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理念、解释中国政策的任务。

随着国家持续发展，以及智库与媒体等在传播中不断优化表达、增强交流，我们的话语力量正在稳步提升。但若要想提升话语权，智库既要立足国情，也要具备世界眼光，用别人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去讲述。

我国文化智库类型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智库索引

观察者网：是的，中国国力的上升是一个最根本的影响因素。

李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智库自身必须认识到，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如今国家实力增强了，但如果还抱着弱国心态，在对外传播时显得怯生生的，那肯定不行。

具体到如何增强话语权，可以从一些实际做法入手。比如，目前很多智库的报告只有中文版。国际上懂英文的人很多，但懂中文的却有限。如果一家重要智库的报告仅以中文发布，国际读者可能不会关注，下载量自然很低。因此，报告的英文版很重要。

但这里还存在一个技术性问题：报告的英文版本究竟是“中式英语”，还是地道的英文？很多智库在这方面并不讲究。实际上，很多英文报告仍是按中文思维撰写的，而真正有效的传播应使用符合英文习惯的思维和表达，否则很容易引起误解。

目前，国内智库拥有英文网站的本就不多，而其中很多网站的英文并非地道的表达，只是机器直接翻译的结果，外国人看了难以理解。所以说，话语权的建立，讲大道理容易，真正落实却要靠这些细节。这正是智库专业化程度的体现——这些看似微小的地方，恰恰与我们构建话语权的努力紧密相连。

我再举个例子。谈到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障碍和弱点，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中国智库界——即便是大型智库——能够在国际场合游刃有余地使用英文交流的人才太少。有没有这样的人才？有，但仍然非常稀缺。

我们过去在西方培养的一批海归博士，大多进入了学术界，真正投身智库行业的很少。而只有那些在国外有长期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人，他们的英文才能真正达到应用水平。目前我们很多道理在国际上说不通、讲不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不少智库的负责人或首席专家，甚至难以用英文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然，话语权的建立最终还是要靠扎实的研究。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智库在数据驱动方面仍显薄弱，很多研究报告缺乏充分的数据支撑。整体比较下来，你的观点别人就不那么容易信服。因为智库的特色就在于基于证据的分析，需要建立在长期、系统的数据积累之上。我们在话语权上的欠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自己体系化的数据基础。

别人会去核实你所说的内容。如果你的结论仅是基于主观看法，那它只是一个“观点”，主观性较强，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必须有观点，更要有数据支撑。

当前中国或许不是“有库无智”，而更可能是“有智无库”

观察者网：您提到“海归博士大多进入学术界，投身智库行业的相对较少”，围绕这个问题想和李老师讨论一下。您认为学术思维和政策思维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李刚：以社会科学为例，对于学术界的学者——比如大学里的教授——他们最主要的任务除了教学，就是写书和写论文。写论文贵在创新：提出一个好的想法或假说，然后通过问卷、第三方数据等方式收集资料，运用特定研究方法进行验证，从而完成知识上的增量创造。

评价一篇好论文，就看想法是否新颖、数据能否有效支撑分析。至于这项研究未来有没有用、能不能被政府或社会采纳，不是学术界关心的核心问题。

智库就完全不同了。智库研究在完成理论验证之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议程，也就是进行“政策设置”。举个例子：有一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养殖对脱贫帮助的研究，通过严谨的学术论文证明了特定养殖方式与规模对提高农民收入有效。如果只是学术研究，到此为止；但作为智库学者，还需要再往前一步——基于这个已验证的结论，撰写具体的政策方案或建议，提交给相关部门。一旦被采纳，就可能形成实际政策并产生社会效果。

因此，我认为智库学者选择的通常是与社会进步、政策议程密切相关的议题。他们首先要在学理上完成验证，然后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并且必须进一步考量建议的适用性、可行性及可能影响。智库研究不是“拍脑袋”提建议——那样还不如直接听经验丰富的官员决策。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得住脚。所以，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政策思维。

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差异分析，基于100家智库管理人员的调查。 来源:《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4期

观察者网：有很多学术工作者反映，在涉及绩效考核、尤其是职称评定的过程中，政策报告相较于期刊论文的认可度相对较低，这是否也是很多科研人才难以真正扎根智库行业的原因之一？

李刚：作为智库工作者，我们所从事的公共政策分析，本质上是一项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事业。既然服务于公共利益，有时候就不必过度追求来自学术界的认可。我们从事的是公共事业，研究是为了社会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价值更应取决于社会是否认可，而未必需要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当然，刚才您提到评职称的问题。在职称评审中，智库成果是否被看重，其实与文化环境有关。越是研究型大学，其文化往往越偏向“为学术而学术”，很多做法确实带有象牙塔的特点。大学的学术委员会通常由资深学者组成，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文化——或者说某种“学术偏见”——认为只有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成果才算学术。至于智库学者撰写的那三五千字的内部报告，他们可能认为“不算学术”，这其实也是一种学术权力的傲慢。

他们或许并不了解，一份高质量的内部报告，背后可能是数万字甚至数十万字研究的凝练。如果我们非要在大学体系里评职称，就必须认识到那是一个不同的赛道。不过，这种现象正在逐渐改变。

近年来，国家强调“破五唯”，倡导“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治理。因此，不少重要高校，比如南京大学，已经出台了专门的办法，将智库成果与学术成果在评价中等价对待。南京大学还专门设立了“智库研究员”序列，研究员可以评定为正高职称，与教授同级。评审时，在达到基本门槛后，主要依据决策咨询类成果进行评价，这种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

清华、北大、交大也成立了智库中心，体制正在逐步调整，以往那种单一的评价方式正在被打破。

观察者网：有一种说法认为，智库之所以称为智库，其核心是“智”，而不是“库”。而中国智库的数量上来了，但却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智”。这是否是中国智库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刚：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智库，顾名思义，既要有“智”，也要有“库”。

“智”，可以理解为专家，是智慧的核心；而“库”，则是指一个组织体系。这就好比一支军队，不仅要有军官和士兵作为“智”，还要有后勤、作战、装备等系统作为“库”——只有将人员与体制机制整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同样的道理，光有研究员、有博士，那只是有了“智”；但如果没有“库”，也就是缺乏制度体系、资源支持、工作流程和操作方法，那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智库。如果只把智库理解为专家集合，那大学教授在自家书房里不也能完成研究吗？个人完全可以独立完成从选题、查资料到撰写报告的整个过程，那为什么还需要专门成立智库这样的组织？

正是因为现代智库强调“有组织的科研”，内部存在高度分工。一位智库研究员背后，可能有专门的数据团队负责收集和分析数据，有年轻的博士或硕士协助撰写，还有专门的渠道负责成果报送。研究员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起指导、提炼和打磨的作用。现代智库就像一个专业化工厂，依靠系统分工与制度保障来运作。

传统专家当然也可以以个人名义提交建议，就像各省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但涉及大型评估或复杂论证时，单靠个人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把智库简单理解为“一群专家”是片面的。

有人说现在有些智库是“有库无智”，这其实是对“库”的误解。“库”不仅仅是一个名号，它代表的是背后的平台、资源、辅助力量和质量控制机制。前段时间我在前海智库讨论时就提出：当前中国或许不是“有库无智”，而更可能是“有智无库”——专家不少，但真正建设完善、运作专业的智库并不多。

2025年9月27日，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于深圳举办前海智库院长对话论坛。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李刚教授受邀出席此次论坛，并作题为“关于智库有组织科研的思考”的发言。

很多机构只是空有智库之名。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有库有智”，“智”与“库”应当融为一体——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认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库”理解为一个有支撑能力的系统，而不只是一块招牌。如果只重形式，那确实是“有库无智”。从我作为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正是加强这种有组织、体制化、机制化的智库建设——而这恰恰是我们目前比较薄弱的一环。